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9/12页)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确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不过意大利却无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恶劣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景气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美国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小。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却始终未能恢复到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 ,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想到的便是当时评论人士的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期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调的学派代表。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于70年代和80年代众人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media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参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经济低迷的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般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价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他们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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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声称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情况,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