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第13/15页）

毫无疑问，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是目前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获取、科技以及军事实力方面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很有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持它的统治。只要美国还足够强大地作为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就和英国作为世界警察时期的概率一样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将削弱，正如1870年后的英国，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加不稳定因素，因为科技使得我们更容易制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我们将看到，如果美国之外的国家没有相同的技术，那么他们就会发展与之类似的科技，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都是现成的。现在，一些破坏分子完全不需要去发展技术，他们只需要买下技术就行了。”2001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军事冲突，因为到2020年后，中国可能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更为先进。”

美国也许将率先研制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机器人、纳米武器、能够控制敌人计算机和机器人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将太空军事化的卫星。可能的风险之一是美国会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国的领导者也有可能为了改变他们长期的战略下滑而去开发具有巨大优势的科技。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紧张局势下，美国也没有在苏联建立起核武库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风险是，那些害怕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来会产生突破的国家可能会选择首先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德国在1914年发动世界大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这种想法。

21世纪要维持和平的话，需要很强的政治手腕。在这本书中，我已经讨论过，伟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进程。即使是最糟糕的决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间拜占庭查士丁尼国王与波斯库斯鲁国王开战的决定，也只是加快了崩溃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库斯鲁没有发动战争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也许能恢复得更快，不过就算他们发动了战争，社会发展最终也会恢复。

但是，自从1945年以来，领导者却真的有能力改变历史。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时候就差点改变了历史。核武器的产生容不得我们犯一点错误，也没有机会重来。过去我们犯错的结果是导致社会衰退或者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我们的灭亡。领导者有史以来第一次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时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时代那样，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对21世纪的大竞赛而言，更是如此。现在，我们的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时代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么奇点将很有可能取得胜利。

如果在接下来的50年里，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替代碳氢化合物，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很显然不是消除）大国在不稳定弧形带里相互争夺资源、争斗不休的风险。它们也将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弧形带里的压力，并且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如果机器人技术像很多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很大的进展，那么智能机器就有可能使发达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灾难，为它们国家的老年人提供廉价的照顾服务。如果纳米技术也能达到人们所宣传的程度，我们甚至在21世纪40年代前就可以净化空气和海洋了。

但是最后，我们只能依赖一个预测，那就是无论是世界末日还是奇点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没有终点线。即使到了2045年（这个时间是库兹韦尔认为奇点到来的时间，是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世界末日最早来临的时间，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宣布历史结束了，宣布哪一方赢得了比赛。如果——我认为这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中期，世界毁灭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社会发展指数也超过了2000分，新的奇点改变人类的意义远远超过结束这场比赛的意义。

我们不妨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威胁。这些令我们感到害怕的威胁似乎和过去那些不断推动变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对突然的多次环境变化会使得物种变异，改变它们的基因。180万年前，非洲东部森林的干旱完全有可能产生比能人更为先进的物种。现在的21世纪，某种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