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第12/16页）

文艺复兴有一个奇怪的方面是，这个表面上重修文物的行为事实上却产生了发明和开放式求知这样非传统的文化。当然，也有来自保守派的声音。他们驱逐激进的思想家（例如马基雅维利），威胁他们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们却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发。

回报是惊人的。通过将学术、艺术以及工艺的每个方面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以古代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诸如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人”把它们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这些令人惊叹的人物中，有的像阿尔贝蒂这样创立了伟大的理论，也有像达·芬奇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擅长一切事物，从肖像画法到数学。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可以毫不费力地游走于工作室和权力走廊之间，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来指挥军队、担任职务和给统治者提出建议（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喜剧）。游客和移民将新思想从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中心传播至葡萄牙、波兰和英国，于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复兴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插曲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重建罗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仍然比1500年前罗马的发展顶峰低了整整10分。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识字了，但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面积也只有古罗马的1/4；欧洲的士兵虽然配有枪支，但若与恺撒大帝的军团作战的话，也只是小兵小将而已；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有罗马最富有的行政区那么多产。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者确实彻彻底底地变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在保守的东方人安于现状时鼓舞了西方的冒险家征服美洲，那么这些量的差异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想法的话，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放下砚台和毛笔向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解释的情形。他们向那些提出这个理论的历史学家说道，20世纪的意大利人并不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感到失望，并从古代寻求方法完善现代的民族。中国的思想家——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在400年前做着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过去的佛法来寻找汉朝文学和绘画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纪的时候通过过去寻求社会重生的道路，而中国人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1500年的佛罗伦萨人才辈出，这些人才精通医术、文学和政治，不过1100年时的开封就已经如此了。那时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名为沈括，其著作涵盖了农业、考古、制图、气候变化、古典文学、人种论、地理、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等，难道达·芬奇精通的领域会比沈括精通的领域还要宽，还要惊人吗？沈括和所有佛罗伦萨的发明家一样精通工匠技艺，而且还介绍了运河水闸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设计了新型的水闸，修建几个能抽干10万英亩沼泽的水泵；沈括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博学多才，而且还任职司天监，与游牧民商定协议。假如达·芬奇知道的话，也会惊叹不已的。

如果中国也对自己400年前的文化进行复兴的话，那么关于文艺复兴使得欧洲进入一个独特的发展方向这个理论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说中国和欧洲都是因为两次轴向思想浪潮才出现了文艺复兴，这样可能更合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有知识的人们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并且如果他们面临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方式解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11世纪的中国人和15世纪的欧洲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发展的时代，他们都了解第二波轴向思想结局很糟（东方的唐朝灭亡和对佛教的抵制、气候变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会危机）。他们都往回看“未开化”的过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轴向思想（东方的孔子和汉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罗和罗马帝国）。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将先进的学术应用到古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中，并以全新的方式解读世界。

询问为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冒险家前往特诺奇蒂特兰，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却安于现状、错失机遇这个问题，就好比询问为什么西方的统治者都是聪明人，而东方的统治者都是愚笨之人这个问题一样糟糕。显然，我们需要重新表述问题。我们应该这么问：如果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真的激发了探险活动，那么为什么中国11世纪的文艺复兴没有同样的影响呢？为什么中国的探险家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发现美洲呢？这个时代比孟席斯推断他们去美洲的时间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