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28/32页）
然而，将中国的考古证据和论点与关于亚洲西南部农业的开端的争论相比较后，富勒（Fuller）等人提出，水稻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栽培，才形成了完全驯化的品种。他们认为蒋乐平和刘莉被不成熟的小穗所误导了，这些小穗在采集的野生稻中极其常见，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都是野生稻。富勒等人的结论是，正经种植稻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许是因为橡树覆盖面积减小，此前作为重要食物的橡子出现短缺。他们提出，完全被驯化的稻子是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而成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北方驯化粟谷实际上先于南方驯化稻子，对于公元前5500年时栽种粟谷，和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驯化稻子，都有清晰的证据。
随后是激烈的交锋。情况经常是这样，似乎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如果种植和驯化稻子像富勒坚称的那样晚，那么其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点就难以解释了；然而如果种植和驯化开始得像刘莉主张的那样早，此后一直缺乏较大的、明确无误的样品，也同样难以解释。进一步的工作无疑会解决这些问题。富勒提出的长期而持久的种植模式应当会得到证实，而传统观点可能也会被证明无误，即在水涝地上的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很多稻子都是驯化的，而到公元前7000年时，贾湖、吊桶环、彭头山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种植的稻子。
我们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农业革命的想象，与西方核心地带亚洲西南部的现象越来越像了，只是大约晚开始了2 000年。正如在西方一样，似乎决定性的步骤并非发生在大河的河谷，而是在环绕着河谷的侧翼丘陵地区。农业革命的传播推广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并且与模仿和移民相结合，还伴随着时间同样漫长的副产品革命。
这种趋势在中国可以通过农具的演变很好地看出来。例如，在6 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收割用的刀具占全部农具不到1/3，而到了5 000年前，在庙底沟遗址，收割刀具的比例就上升到1/2以上。在半坡遗址，锋利度不够的陶刀数量比石刀多，比例在2∶1以上；而在庙底沟遗址，石刀数量超过了陶刀。在半坡，（刀耕火种时伐倒树木所必需的）斧子数量比（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翻土所必需的）铲子要多，比例在5∶1以上；而在庙底沟，锹的数量超过了斧子，比例在4∶1以上。庙底沟的锹的刃，也普遍比半坡的长50%（30厘米比20厘米），说明5 000年前的农民比6 000年前的农民翻土翻得更深，以改善土壤的通风条件。
也有其他证据支持副产品革命为时很漫长的设想，如中国北方新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粟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事情，长江流域也有证据表明驯化动物的过程也非常缓慢。
然而，东方和西方的巨大差异，是西方核心地带的耕种和驯化似乎开始得比东方核心地带早大约2 000年。即使我们忽略大约公元前11000~前10500年（显然早于新仙女木期）阿布胡赖拉种植的黑麦种子，到公元前9500年，就在新仙女木期刚刚结束时，种植的大麦和小麦已经确定无疑地出现在西方核心地带了。按照目前的证据状况，很难看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甚至比这还晚，假设富勒是正确的）之前东方有种植稻子或粟的情况。完全驯化的小麦和大麦已经被确凿地认定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出现在西方的侧翼丘陵区；驯化的粟直到公元前5500年前在东方都并不常见，稻子要到公元前4500年（或者按照富勒的说法，在公元前4000年）才被完全驯化。副产品革命在西方到公元前4000年时已基本完成，在东方到公元前3000年时还仍在进行中。例如，直到公元前2500年，我们才发现了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说明东方典型的农业性别结构：男性从事户外活动，女性则从事室内活动。
像西方一样，东方食物热量总获取量的增长，是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和缓慢而又惊人的人均非食物热量的增长的。已知最早的房屋时间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8000年，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更早的遗址只发现了灶台。房屋的面积在稳步增长，从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平均4~6平方米的圆形的半地下的棚屋，到公元前4000年大河村遗址上30~40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地面上的建筑。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最大的房屋面积为10平方米，而公元前4000年的大地湾遗址却有150平方米和290平方米的“宫殿”，而且面积还只是根据房顶算出的。房屋的体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前增长也很缓慢，但在那之后，就突飞猛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