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26/32页）

依照目前的证据状况，任何关于汉朝能量获取的实际数字，都必然是猜测性的。汉朝的数字一定低于西方的巅峰罗马时代（每人每天31 000千卡）和东方的巅峰宋朝（每人每天约30 500千卡）。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也显示，汉朝在后罗马衰落的低谷期时（公元8世纪时为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能量获取水平高于西方，比西方晚期青铜时代的巅峰（公元前1300年时为每人每天21 500千卡）更是要高出许多。因此，汉朝的巅峰为公元1世纪，达到27 000千卡，到公元200年时由于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稍有下跌（跌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西汉时期的增长似乎相当显著。这一时期能量获取水平提高了10%以上，从公元前200年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增长到公元前100年的25 500千卡；在公元前/公元1年和公元100年时，达到了巅峰水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数字仍然是猜测性的，当有更好的比较考古资料可利用时，应当予以校正；然而，汉朝的巅峰水平似乎不可能低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9 000千卡。

图3.26 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古代、中古和现代时期东方能量获取状况，及与西方能量获取状况的对比

图3.26显示了对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将其与过去2 200年西方分数的弧线对比，显示出西方核心地带在古代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

证据不足的800年（公元200~1000年）

“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的能量获取历史甚至比汉朝的还要模糊。鲁威仪（Mark Lewis）新近发布了一份对这一时期的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阿尔·迪安（Al Dien）也搜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并做了同样有益的概括，但量化的研究仍然极其稀少。

像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结构在公元200年后也瓦解了，尽管农业技术也许还有所改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展示了比任何汉朝文献都要详细的干谷种植知识，也披露了中国南方所实践的高深的水稻种植知识。看来自公元3世纪起，最好的水稻种植方法在长江以南得到稳步推广，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时，水稻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随着5世纪轮船出现在长江上，原本只在佛寺使用的水车走进了许多家庭，地方特产如茶叶等得到广泛交易，经济的基础结构也在改善。国家强烈干预土地所有权，最著名的事例是“均田制”，但在4~6世纪那动荡的时代，那似乎有助于将农民拘系在土地上。在589年中国重新统一以及7世纪开凿大运河之前，汉朝以后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南方新种植水稻的地区，北方的商业衰落到连货币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的地步；但是到公元650年时，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在复兴中了。水力灌溉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据记载，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公共市场。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政权的崩溃削弱了唐朝对经济的控制，但任何损失似乎都不及官僚干预的放松所获取的商业获益更大。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中国在公元600~1000年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依照前现代社会的标准），那段时期在经济上比西方先进。唐代上层社会的房屋至少像汉代一样显赫，佛教和宫廷艺术也很兴盛。然而，中国中古时期的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艺术史和建筑上了，我们缺乏证据来定量分析这些变化对个人层面上的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估计的能量获取数字——公元200年时为26 000千卡，公元1000年时为每人每天将近30 000千卡——大致是准确的，那么中间的7个世纪增长率就大约为15%。上面所引用的资料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公元700~900年。我因此估计，在公元200~5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大致保持在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6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到公元800年时又升至每人每天28 000千卡，公元9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9 000千卡。图3.27显示了这些估计的分数，以及假如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200~1000年在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的分数（无论是算术级增长还是几何级增长），差别极微小。

图3.27 估计公元200~1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图3.28展示了我对自公元前200年以来整个时期东方和西方的估术。按照这些数字，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63年，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西方；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公元1800年之前的2 000年的能量获取的历史就太平淡了。无论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还是西端，庞大的帝国都在冲击着有机经济可能达到的上限，但都无法突破。这是支持近些年关于欧亚文明的一个普遍看法——历史是循环的——的事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的欧亚精英人士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