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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年国会议期长达七年，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橡皮图章”而言是颇不寻常的。四大法案是教会与中世纪社会的死刑判决书，也是宫廷权贵瓜分公共资产的动员令。残酷无情的新时代开始了。国会向失去供养者的底层慷慨奉送严刑峻法，却不得不面对圈地逻辑由不动产、公产开始终不免进入商业领域的难堪前景。从权贵阶级的角度看，恩出自上，教会产业、公共土地与商业包卖权无多差异。自然，都铎英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腐败贪婪名垂竹帛。因为封建初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事务与公共开支的概念，而被前朝汲尽了资源的斯图亚特君主已经只能以无须成本—预算的圣徒精神自慰了。弗兰西斯·培根能在自承赃私的同时自居正人与贤哲，这就可以视为时风的镜子。伊丽莎白朝戏剧的夸张宏丽，也只能在这样一个以挥霍为关键词的宫廷社会雨露之下才会成长。

只有罗马与拉丁文《圣经》能维持教会的统一，王室毁弃天主教会并不能使国教会取代它的位置。国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拉锯战必然为雨后蘑菇般疯长的分裂教派提供空间，被遗弃的下层阶级的苦难自动转化为激进的清教团体。布道词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贯穿都铎一朝的《圣经》翻译之争就是这场剧变的活证词。受操纵的国会自然不会吝惜加强王权、镇压异端的各种法案。臭名远扬的“剥夺公权法案”（The Act of Attainder）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原则不经审判不出示罪名就杀人，也是在都铎王朝得到最初及最大范围的滥用。这些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由”原本是西欧绝对主义时代王权膨胀的普遍现象，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加强专制权力的议案都是由国会，特别是由习惯于只做账房不问政事的下院通过的。尽管以绝对主义基本原则抬高在下的，贬斥在上的，市民比贵族更适于充任王权盟友，大陆第三等级从狮子伙伴的口中得到的通常是经济或社会的实惠，而不是法定程序上的抬高。在对封建自由与贵族特权的灭亡幸灾乐祸之余，比英国市民实力更雄厚的欧洲布尔乔亚忘记了城市自由与市民特权也同时消失在新君主国的血盆大口中。利用比上院更易于控制也更急于表忠的下院议员做表决机器是亨利八世的妙计，于是国会在实质权利降至最低点的同时，其法定程序的完美也达到最高点。而且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程序上也在实质上）掌握了超过上院的国事决定权，同时并未丧失原有的财政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会的权能分割，一如选区制度，都是都铎专制的政治遗产，虽然日后这笔遗产使用的方式与其设计师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所谓“英国源远流长的古老自由”就是诸欧共享的封建自由与绝对主义新潮的历史平衡点。绝对君主制的失败将导致一个海上波兰的诞生，其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将毁灭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同时毁灭民族国家的胚胎。封建自由的失败将导致凡尔赛式行政官、常备军统治，甚至可能开辟通向东方专制主义之路。这一平衡点是由一系列无法设计、无法重复的历史偶然与地缘形势造成的，犹如纽芬兰渔场的昌盛有赖于寒流与暖流恰到好处的相持，是一种超乎人力所及的历史宿命，是人类可以认识而无法创造、可以利用而无法掌控、得之甚难而失时极易的低概率现象。

正因为对国会选举的操纵得心应手，亨利八世的专制主义乐于给予忠仆议院更多优惠，不下于往日更为独立的国会以自身力量争取到的权利。1512年王室主动授予国会言论自由权，1543年议长才请求将此项恩典纳入定例，此后就永远成为国会的权利。1543年普利茅斯选区议员与伦敦市的诉讼（费拉斯案[84]）中，国王袒护下院，宣称即使国会的僮仆也在国会特权的保护之下。从社会阶级的视角看，这种联盟与法兰西王－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极为相似，却是以尊重古老程序、只改变议员阶级成分而不是破坏历史传统、中断国会（三级会议）的方式实现的[85]。

实质相近而形式相异的起点引向实质与程序皆分道扬镳的结局，或许那些主张掌握实质就可以轻视形式的历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太信任人类的理性、太低估无形无文不可表述的历史隐力量了。

九、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政党的黎明

亨利八世及时的驾崩结束了王权上升通道，（不经国会即成立的）王命法与（无须证人的）大逆罪随风而逝。爱德华、简·格雷与血腥玛丽的政府都不过是脆弱的宫廷派系联盟，政令反复无常，不足以维持威信。王室一呼议员百诺的盛况不再。尤其是血腥玛丽与西班牙的联姻带来天主教复辟的危险，也使瓜分教产的受益人体会到切身的痛苦。“与其得到正教而丧失（教产）土地，不如信奉邪教而保留土地”，这就是下院对“血腥玛丽”的答复。国会与君主属于敌对的教派和党派，是绝对君主制毁灭、立宪君主制复古维新的直接原因。玛丽就是詹姆斯二世的预演，她的早逝或许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