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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信任、最易操纵、繁忙活跃、急于表现忠心的国会议员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新的特权。1512年亨利八世十年第四号议案确定了国会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原则，日后这一特权将成为国会反对君主的利器。然而，当时亨利八世及其政府绝不认为保护其最忠顺臣民对自身有丝毫不利，毫不犹豫地给予裁可。斯图洛特原为德本汉姆郡普林皮顿市的市民代表，因康沃尔开矿经营权纠纷而入狱，此中是非可以不论，但此案颇能折射出布尔乔亚绅商在绝对君主制为他们解脱封建之轭后，大政奉还君主、庶民全力生财的社会氛围。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富国强兵大有作为的政府来说绝不是不受欢迎的，但在思想保守、动用通国产业的三分之一来供应福利事业，以施恩于赤贫游民为灵魂救赎不二法门的天主教会看来：撒旦的门徒正在猖獗，属于上帝的国度正在被恺撒和玛门（Mammon）分割，救主基督的教会——也就是穷人的教会——不可能逃避牧人对羔羊的责任，冲突实难避免。蓝胡子国王的离婚案只不过是众多早晚要爆发的热点中被命运之神选中的一击而已。从教会的观点判读：这恰是新时代的贪婪自私，将不正当的、朝三暮四的世俗欲望，置于真正的信士终古不灭的灵魂幸福之上的绝好标本。又到了该从羊群里逐出黑羊的时候，追求基督天国永恒幸福的虔诚信徒，终不能与伪装成基督徒而一心只求尘世珍宝的撒都该人（Sadducees）同流合污。在这场决斗中，穷人、天真纯洁的人以及虔诚正直的人一如既往地赢得了天上的永恒之国，把地上王国和地狱烈火留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从绅商市民的观点来看，正统贵族与僧人对游手好闲之徒的变态热爱，无非是以靡费国民公共产业来维持特殊利益集团。蔷薇战争（Wars of the Roses）让骄纵的正统贵族自相残杀，最后同归于尽，像立王者沃里克（Richard Neville）伯爵这样田连郡县、日以残羹养光棍闲汉千数的“乐善好施者”终于去了杰哈布[82]

之流该去的地方，像帕斯顿（Paston）家族这样克勤克俭的富农新绅士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不过最大的“乐善好施者”显然是救主基督的教诲本身，很少有人愿意自居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党徒。时代所需要的显然是某种能把尊崇基督与敌视教会辨证地结合起来的学说，以享受该学说创始人的荣誉为毕生追求，因此，为了争取在火刑柱上做最后祷告的机会而牺牲一切的志士们确实也层出不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比一切人类剧作家更天才的全能上帝改变了剧本，以地道马基雅维利主义手腕为教会消灭了无数“不从圣教者”的国王发现，为了一场根本不是自己首创的三角恋要求教会做同样的马基雅维利式回报时，教会居然表现出十足的正人君子整顿风俗的嘴脸。作为政界老手，国王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在双方合作的利润由教会完全分享后，其罪名则留给世俗政权来独当了。封建欧洲的王公遭受这种待遇早已不是第一次，仗着基督的护佑，教士已经习惯于享受作为正义的化身审判同谋犯的乐趣。正如好色者格外热爱贞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沦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害者后格外痛苦，圣公会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与别派新教会炫耀其“殉教圣者的鲜血”种子不同，“屠杀圣者的蓝胡子”为情妇开创的国教会并不比内华达州的教会更适于文宣家施展高调，因而一开始就走上了“伊拉斯谟斯主义”“国家全能论”（Erastianism）的路径。无光荣历史者好言中庸，百无一用者好任文员，故“我英伦教会自始即从中道，乃其明智所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宗教事务部长”。

王后安妮与国王亨利、诗人怀亚特（Thomas Wyatt）的三角恋葬送了沃尔西大主教的宝冠与莫尔（Thomas More）大法官的头颅。犹如波兰遭到的瓜分唤醒了波兰的民族认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魔劫唤醒共产主义的精灵。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阿奎那的劳动价值论都是绝对主义世纪的产儿，它们的驱动力正是文字的反面。被富强、荣耀、身后名望之类异教价值观折磨着的旧派基督徒君子的灵魂在哀鸣：“我的救主，为什么你又要抛弃我？”每当世道速变，社会共识破裂，传统信仰不足以搪塞人心，最缺乏应变能力的穷人被逐出共同体，这样的呼号就会重新响起，号称复古的人往往是维新者，呼唤未来的人怀恋的却是过去。

没有人会比篡位者和滥权者更热衷于维护法定程序的每一细节，最为专制的都铎王朝中最跋扈的君主借助奴性最强的国会，以最可尊敬的程序通过的教会法案、至尊法案、上诉法案、继承法案完全有资格成为法学家及国会史家耐心把玩的珍品。1529年改革国会的议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难望其项背的积极性为王前驱，表现出尤其值得嘉许的忠顺。他们急不可耐地对国王的敌人作出比国王拟议的更为严厉的惩罚[83]。之后伊丽莎白朝的国会殷勤地通过决议：“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都有权砍掉外国君主的头，只要‘我们敬爱的童贞天后’有此愿望。”这不过是尊重父王一朝的成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