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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是绝对主义革新的狂飙突进岁月,也是雄主、名臣、思想家辈出的年代,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法兰西的弗兰西斯与都铎王朝互争雄长;马基雅维利、博丹著书立说。冥冥中引导所有这些人的核心理念具有家族相似性:把贵族、教会领主、城市公社、阶级特权,以及一切妨碍王国行政统一的历史遗留物,送进黑暗中世纪的灵薄狱;把更好的新生活留给指点乾坤的哲人、代表国家的绝对君主、改良行政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者。首要任务是削平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凭借一个意志一个制度统一王朝以继承或凭借联姻的历史偶然性而取得的全部封地,用行政官僚、罗马法学家与王室常备军(雇佣兵)把它们熔炼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未来多少世纪的民族国家在此刻确定了边界,也凝成了民族性格,至今没有出现大的出入。一如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苏联成为模范国家,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扮演了哈布斯堡帝国(后者又构成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的敌人兼教官)最可怕的敌人与最优秀的导师。弗朗西斯·培根的“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78]”能从财富数目相同的国民与国土中汲取最大的税款、组织最有效的官僚体制、供养最强的军队——这三者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硬道理。除了迂腐隐士高唱“天国不在此世界”的陈词滥调,任何负责任的君主都不会忽视这个硬道理——从而以最大效能征服新的国土,尤其是(远比封建领主制更好地)整合新领土,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税源、更强的行政及更可怕的军队。这一进程似乎可以无限延伸扩大,淹没了半个基督教世界的洪水难以阻止,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列国怎能守住罗马或维也纳?从达达尼尔到多佛的路,土耳其人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学习东方专制主义的富强之路是十字军后人的唯一选择。与晚期罗马帝国“内源性”的东方化不同,绝对主义新君主国有被动反应者的灵魂分裂气质,反射出自己的出身——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欧封建废墟上的变形与妥协,类似明治帝国生于西欧民族国家与武家封建制度的综合。这种出身总是伴随着自卑自傲的情结,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传统、英法两国对意大利的崇媚加猜忌毁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即由此生)。且看莎翁借约克公爵与垂死的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John of Gaunt)之口批浮薄的惨绿少年“呆笨的岛民学步意大利风雅,学又学不像[79]”,若出自19世纪俄罗斯或20世纪中国、土耳其国粹派之口,不也同样恰当?

绝对主义认为必须扫除的,正是立宪政治赖以生存的。它像一剂运动员的兴奋剂,能在最短时间内透支最大体力,却不能拒绝用未来的健康为这种“浮士德契约”付账。任何来源的历史记录都显示:奉行绝对主义越早越彻底的国家,越早达到其霸权制高点,也越快陷于崩溃,末日的血腥恐怖也与其霸业规模成正比。意大利(各小邦霸君)、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精确地依照这一定理规定的先后顺序走向刑场,把未来留给了英国与后起的北方列国、日耳曼斯拉夫列国;后者也将自行面对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以新旧各种形式出现的国家中心主义富强速成术,同时自我判决了早衰或长寿的命运。至于都铎英国,不如说出于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小偶然事件,走上了(西欧)也许是全人类最特殊的历史路径。

八、都铎:人类的权谋,天意的裁决

亨利七世吝啬、刻毒、猜疑的朝代对于正统贵族,尤其是对于兰开斯特或约克的血亲而言,是一个屠场;对于农民则是恢复元气的甜睡,对于布尔乔亚是垦荒宅地的天赐鸿运,对于欧洲是孤立主义不预盟会的寂静。他用罪恶之手铲平荆棘,让子孙享受富丽王权的佳果。决定历史形象的人民意志是如此强大,竟然把亨利七世的一切不仁不义,包括灭绝末路王孙,特别是塔内婴儿的罪行,完全泼到他的受害者、被篡夺的正统君主理查德王身上,让黑白颠倒的秽史主宰了万国和后代。若没有亨利七世,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可以公正地判断,但出于强干弱枝的私心的他毕竟为“壮健的英国自耕农”“恪守古风的英国小店主”除去了颈上的磨石,而这些人正是横行七海的英语各民族的种子。当亨利八世在1509年召集国会时,与他分庭抗礼的贵族领袖们从此不再出现而挤满了感恩戴德的乡绅与市民,因此他完全可以轻视(如同一切篡位者一样)满脑子都是不必要的谨慎的先王,更轻视先王创设的一整套以郡宰为操盘手的修改或捏造选区、选民的技术——这些技术还要被更多的君主发明或引进无数次,也完全坚信自己的要务不是削弱而是指导、扶持、保护这些受宠若惊的忠仆。弗兰西斯·培根总结道:诸神谋困宙斯,宙斯问计于雅典娜,乃召百臂神布里阿瑞俄斯相助。神话确切地显示了为人君者若能拥有百姓的拥戴就会多么安如磐石[80]。托克维尔则回顾道:封建君主无多实权而神圣尊严,近代统治者权重而不受尊敬,然而两者之间有一过渡期,人君既像先王一样神圣又像后王一样有权[81]。都铎盛世大有作为的君主,和大多数站在幸运之轮顶点的凡人一样,先是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的合法权利,最后又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崇高美德应有的回报,在充分挥霍遗业、预支未来后,把清偿义务留给了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