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5/7页）

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新教社区领袖无疑全是土鳖。“里根经济学”这个名词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发挥嘲讽天才的产物，历史却让嘲讽反过来落在他们自己头上。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挖苦这位总统对杰斐逊主义的解释，那也是因为他们更在意社交礼仪而非智力上的诚实。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说的爱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殊的识见。的确，地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像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

投资品对投资者负有成功和回馈的道德义务。他们为了在知识界取得成就，经常宣扬逻辑上合理但自己并不身体力行的理论。在威廉·詹姆斯这样地道的新教理论家看来，这种桑塔亚纳式的投机取巧就是智力上的不诚实。兰德在理论上是美国个人主义者，行为上却经常是侨民知识分子和东方人，有时还是苏联大清洗的下意识模仿者。在冷战最紧张的时代，她和俄美两国的罗森鲍姆家族成员都没有相互忘记。一有机会，她就给各房亲属送礼物。但是，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起怨恨而非感激，仿佛这些都是她的债务而非礼物。这不是新教徒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模式，而是中国和越南海外侨胞对老家亲戚的行为模式。在她主导的团体中，苏联风格的思想灌输、个人崇拜、宫廷纠纷、分裂叛变络绎不绝。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下，兰德作品的读者大体是家族集体主义传统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厌恶者。他们对作品背后的作者不会感到称心如意，但他们早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坚持只吃母鸡下的蛋，很可能落到只有鸡毛掸子可吃的下场。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道德底线的一些正直和诚实的老生常谈，在世界许多地方纯属奢侈品；美国的物质成就反倒不是。这一点在兰德的作品中表现不出来，在兰德的生平中却可以看出来。

在1917年的俄罗斯，学究政治突然像流感一样蔓延开来。任何酒馆里的贩夫走卒都暂时忘记了赌博和女人，为宪法和权利的概念争得你死我活。学堂平时就是争论的中心，现在当然更不会例外。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把这种现象称为“1848年（以及1989年）综合征”，一时间“公共空间”的理论虚拟仿佛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这只是社会剧变的暂时现象。一旦新的游戏规则（即使是民主的规则）稳定下来，贩夫走卒又会变成只关心电影明星和赛马赌注的俗人。俄罗斯流亡者日后来到美国，对苏联的专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讶，却为美国民众的冷漠伤透了心。他们只有不断争论“谁的错误使我们丢掉了俄罗斯”，才能找回风云时代的若干存在感。

犹太人总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好事。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