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6/7页）

从纳博科夫家族的角度看，斯托由宁学校就是英国绅士“大旅行”的替代品。经验重于书本，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接触穿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育。可敬的纳博科夫议员和奥尔加小姐乐于向阿丽萨论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这对他们只是热身活动。立宪民主党的圈子一向不高兴听别人说英国人的坏话，为英国人的政治制度辩护，能给他们造成一种愉快的幻觉。奥尔加后来说阿丽萨的辩论风格是激烈的，有点挑衅的味道，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充满激情的论证能给双方带来乐趣。显然，从纳博科夫式经验教育的角度看，正确不正确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收获在于学会怎样理解不同观点。不过，小理论家阿丽萨的想法大概不是这样。论证充满激情，本身就说明发言人把自己的正确性看得极重。奥尔加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说，在他的家庭教师当中，平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论点最热情、最执着，对观念播种抱有最大的期望。原因不难理解，知识和观念就是游士唯一的资本。只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占有者。

从阿丽萨（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而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阿丽萨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的路线。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当时的阿丽萨和后来的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

安·兰德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三个前提：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根据自身特征而证明的，外在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优秀的制度有自我展示、最终胜利的内在趋势，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优秀的制度可以通过斩断社会习俗、庸人愚昧、先在环境的手段，由少数天才付诸实施。这些前提浸透了1917年的精神。（她在革命的第二年决心背教，以后一直是无神论者。）从这个角度讲，学究政治见习生阿丽萨一直活在安·兰德心中。革命天真时代的理想早已在拿破仑和富歇这些大革命的继承人心中熄灭，却仍然活在华兹华斯和骚塞这些革命反对者的思想下意识当中。安·兰德和所有自由意志派人士一样，对人类理性怀有绝对的信任，不能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早年的感情体验仍然是她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不断在她以后的生活中露出马脚。谚语说：“抓破一个俄国人，露出一个鞑靼人。”我们也可以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

跋：火与电

任何人只要了解安·兰德的生平，都不可能感觉不到她天生就属于才智和意志高人一筹的极少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她都会轻易凌驾于周围凡人之上。所谓“锥处囊中，其末立现”，简直就是她的写照。任何人只要接近她，就很难抗拒她的魔力和压力。妨碍她比顺应她困难得多。仅仅依据著作评判她，大概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思辨不是她的强项，文学水准也不是她的最强项。如果把她看作毕达哥拉斯和卡米尔·德穆兰（Desmoulins）的合体，庶几近之。许多人阅读她的作品，自以为可以驳倒她，一旦亲自跟她接触，立刻就屈服于火与电的力量，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她留下的文字犹如毕达哥拉斯留下的定理，体现不了作者本人强大的祭司型人格力量，而且这种灼热的力量无法传给门徒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