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30/141页）

我不记得那时乌里塞斯已经走了还是仍在那里。我从一上手翻译这首烂诗就出现了麻烦。题目怎么译呢？译成“缎子般的血”呢，还是“缎子之血”呢？我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击溃了，被法语的可怕、诗歌圈、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游客的状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欧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种悲伤、无望状态击溃了，后来我意识到我翻译不出“缎子般的血”或者“缎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译了，最后无异于在德黑兰街的书房里谋杀了布尔特奥，然后像个不法之徒般逃离巴黎。所以，最后，我决定放过它，乌里塞斯·利马离开之时（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也是我跟法语诗人交道结束之际。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哪怕有些微类似工作的活。说实话，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最初几次见面，总是他付钱买咖啡、苹果白兰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钱花光了，据我所知，他没有收入来源。

有一次他告诉我在街上捡到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他说，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眼睛老喜欢盯着地面。

没过多久，他又捡到一张钱。

几个秘鲁朋友偶尔给他点活干，那是一群秘鲁诗人，也许只是空有诗人的名头，因为谁都知道，巴黎的生活会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销蚀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铁甲做成的话。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变得粗糙，会把你逼得湮没无闻。至少我认识的许多拉美人难逃此劫。我不想说乌里塞斯同样如此，但对那些秘鲁人来说绝对千真万确。他们有个做保洁的集体组织。他们给办公室地板打蜡、清洗窗户，干些这种活，这伙人中谁生病了或者离开这个城市时，乌里塞斯就会帮他们干点活。大多数时候，是某人生病时他才来代劳，因为这些秘鲁人并不怎么出去旅行，不过夏季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离开，有时仅一人孤单前往，走之前声称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我看见过他们三次。他们都是些苦命人。这伙人中不止一个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问乌里塞斯，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几乎从不饿肚子。你怎么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时间了，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我们都谈了什么。跟阿图罗谈了些什么从来都清清楚楚（我们基本上以谈论文学和性为主），跟乌里塞斯的谈话界限却很模糊。也许因为我们彼此见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实着我们的友谊，忠实着我们的电话号码）。也许因为他貌似或者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坐在特洛卡德罗花园，巴黎，1977年9月。

他们管他叫伊奥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连罗伯托·罗萨斯也不例外，后者声称是利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大伙嘲笑他，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傻子，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只说他是个十足的低能儿，居然让波利托·加尔塞斯骗了三回，但却忘了波利托也骗过他们。伊奥克斯大街上的这位基督。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住处。我知道大家都说那里太恐怖了，说那里是个腌臜的洞穴，说那里堆积着巴黎最烂的垃圾：废品、杂志、报纸，他从书店偷来的书，那些东西很快就开始散发出他住处的味道，开始腐烂、风化，变成各种令人发疯的颜色。他们说他可以整整好几天不吃东西，好几个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显得特别脏的时候。总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们住的帕西街的阁楼来了，家里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状态很差，我很沮丧，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哭，别人都去电影协会或者参加某个政治会议了（他们全是活动分子和政治活跃者），乌里塞斯·利马走进过道，没有敲任何一家的门，好像他早就知道一个人都没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间走来，我正坐在床边，盯着墙壁，他走进来（他身上很干净，味道挺好闻），站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他只说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样站着等到我不哭了。所以我记忆中的他很温柔。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乌里塞斯·利马经常上我家来洗澡。我一点都不觉得兴奋。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在肉体上甚至情感上并不亲密的话，但我还是让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后我就把毛巾都收起来放进洗衣机。这样能让他尽量在我的房间保持干净。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冲完澡后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里的毛发都捡出来。这样的毛发也许微不足道，可是却能把我逼疯。我讨厌看到发团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这头发不是我的。然后我收起自己用过的毛巾，叠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时间再放进洗衣机里。最初几次他甚至自带肥皂，但我告诉他不必这样，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发水，但千万别想碰我的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