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千古苏轼（第9/10页）

可是，命运似乎注定了要苏轼承受这如许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吧，到惠州不到半年，他人生最后的一抹女性的光辉就黯然消退了。朝云因为水土不服，在惠州去世。临终的时候，她念着《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中，并在墓边建亭，命名为“六如亭”。苏轼为亭子撰写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去世以后，苏轼一直鳏居，未再婚娶，并终身不复听《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

朝云的离去，使苏轼陷入更悲凉的孤独，但也许，他也应该为朝云感到庆幸吧？林语堂先生说：

他把她比做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朝云埋葬三天之后，夜里，狂风暴雨大作。次日清晨，农人看见墓旁有巨人足迹，他们相信，朝云是被佛接往西天乐土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混乱污浊的世间，在天上，用悲悯的目光继续注视着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用自己女性的光辉，一如既往地护佑着他。

海明威说，男人可以被消灭，却不会被打败。如果说谪居黄州是苏轼的第一次人生顿悟的话，这次贬谪惠州便是他达到天地精神境界的第二次人生顿悟了。（朱靖华《苏轼论》）苏轼在惠州时，曾在嘉佑寺暂居，一次在亭子中歇息，苦思良久，突然想到：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歇歇。

智慧的圣光照耀着这个远窜天涯的书生，这圣光与他自身的才华融合，形成一道在中国文人身上极少见的光芒，这光芒中闪烁的是达观、开朗、幽默和调侃。苏轼写信给朋友说，就假设我就是惠州的一个书生，多次考科举，但是一直没考中，又有什么不可呢？

天地通透了，如诗人的心，了无尘滓。南国以其固有的热情和友善接纳了这个困穷中的诗人。苏轼惊奇于“岭南万户皆春色”，更感动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他说，到不了多久，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朝廷的名利之争，仕途的坎坷之苦，甚至人生的丧偶之痛，都被这智慧的豁达和乐观消解了。东坡似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煊赫一时，忘记了曾经拥有过的高官厚禄。抛却名缰利锁，回归自然的苏轼，欣然吟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时的诗人，已超越政坛的排挤和迫害之上，到达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更高境界。此时，即使遭遇更大的迫害，也不过是为苏轼伟大的人生再加上一个注脚而已，哪怕是把他贬到天涯海角。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对一个远谪蛮荒、历尽艰辛的人来说，苦中作乐是他唯一的选择。但是，这种可怜的“乐”往往也会成为小人们的在背芒刺，欲除之而后快。苏轼在惠州时，一天在病中写了一首小诗：

纵　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之后，冷笑着说：“苏子尚尔快活邪？”于是将苏轼贬谪到了当时的版图和小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儋州。

儋州位于现在海南西北角，比起惠州，这里更是蛮荒之地，“非人所居”。据说，章惇把苏轼流放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残忍的儿戏，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偏旁也。”拿大臣们的名字的偏旁作为贬官的依据，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创举。其欲置苏轼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

苏轼也认为自己此行必死，起程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至昌化军谢表》）在苏轼离开雷州时，雷州太守久仰苏轼大名，送来酒食，为苏轼饯别，次年，太守即遭弹劾丢官。到儋州之后，县令张中仰慕苏轼，让他住在官舍，结果也遭弹劾被撤职。苏轼也被从官舍中逐出，被迫栖身于城南污池畔的桄榔林下。在当地学子和百姓的帮助下，苏轼盖了几间茅屋，命名为“桄榔庵”。这一年，苏轼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不知道将苏轼贬到儋州之后，章惇、吕惠卿之流是怎样弹冠相庆，自以为得计的。我们现在只知道，经过了世事接二连三折磨的诗人，已经超越了这滚滚红尘，在天地境界里自由翱翔了。

苏轼在《在儋耳书》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