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钱（第9/13页）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宏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5]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