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第6/10页）

王小东声称，《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一个月就卖出了32万册，而且大多是为它叫好的。如果是真的，看了像是网民“憨子”这样的留言，不能不让人为中国非理性的普遍蔓延感到担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中国公共话语生态恶质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与它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它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它借助的本来就是那种高度情绪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倾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对它来说，说理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主观色彩浓厚而不能自我约束的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勒庞（Gustave Le Bon）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冲动、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哄客群众游走于网下假面社会和网上虚拟社会之间。他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网上哄客身披隐身“马甲”（网络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极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互联网的匿名注册制度，捍卫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庇护了必要的正义批评和真相陈述，同时也为网络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摇篮。匿名效应制造了大量的‘无名氏’，他们可以放肆地宣泄个人焦虑，而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角色责任”。

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而这样的群众行为恰恰支持了极权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这也是“不高兴”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特征。

四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写作，许多写作是用粗暴、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本来已经病态的环境中扩散非理性话语的病毒。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被公众社会普遍运用和遵守的公共说理话语（学术出版物中也许有一些例外）。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公域和私域的话语未能予以清楚的区分。美国大学的说理写作课上一般会向学生特别强调这个区别。例如，学生在写作文时，教师会告诉学生，从酝酿到成文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开始时，写作者记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观点（往往是在“酝酿”的时候，与别人“聊”出来的），称为“笔记”（notes）。笔记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想法，不成文，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不必考虑读者是谁、读者会有什么不同看法等等。笔记是一种私域的写作。一旦有了初步想法，接下来就是草稿。草稿基本上还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行文的表述或结构要比笔记完整一些，称为“手记”，手记已经基本连贯成文，可以读了。“手记”与“日记”是同一个词：journal，这是因为，大部分随手所记的文字与日记是同类性质的，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第三阶段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理之文” （essay），它是作者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必须考虑到它的公共性，必须考虑到别人会要求提供什么论据、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如何才能有效说服他们等等。这种私域和公域话语区别的意识需要不断地培养，使之成为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