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第5/10页）
《中国不高兴》话语的非理性，在它的作者那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说理相反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它的思维定式是“对抗”，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都一律要予以“反击”，决不认账。与此相应的话语习惯就是“吵架”，在最大程度上用语言暴力（嘲笑、谩骂、挖苦）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样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本身之所以非理性，是因为它不想讲理。不想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
我在写短评时，其实还是低估了《中国不高兴》作者非理性话语的非理性程度。我以为，只要用实例指出了逻辑谬误的问题，就能引起《中国不高兴》作者的同感，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作者之一的王小东给出了一个拒不认账的答复:“坦率地说，《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的语言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王小东在此陈述的是他的看法，而看法是否在理，是需要说明或证明的。就在王小东为自己“逻辑严密”辩护时，他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给了自己一个百分之百的称赞（“非常”），而这是最难证明正确的。这就像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方只要找到一个反证，就能驳倒这样的全称命题（逻辑上叫“过度一般化谬论”，overgeneral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他正确、有力的说理方式应该是一一驳斥我所列举的逻辑谬误。如果他能够证明我举的例子不是他的谬误，那就足以证明我是在无理指控，而他则是逻辑严密的了，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
又如，王小东挖苦《南方都市报》说：“南方某都市报，还是多花点钱吧，多花点钱雇个好一点的写手来骂我们吧，别舍不得花钱，你一个大报，因为舍不得花钱，雇了这么个写手来骂我们，这不是丢自己的脸吗？”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原因与结果的不搭配，因为“花钱”不是“写好文章”的原因，花钱再多，也未必能买到好文章。“说不”类的书赚了很多钱，但文章写得并不好。原因和结果不搭配的原因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靠假设”。这三者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谬误的三段论证:（1）凡是出钱多，就一定能买到好文章（这是一个不可靠前提）；（2）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出够钱；（3）所以这篇文章很糟糕。
为一个著名作家像为初学写文章的学生一样分析逻辑谬误，值当不值当呢?在一个公共说理成为风气，人们普遍具有逻辑、说理习惯的社会里，把常识性的东西当作一个严重的公共话题，当然不值当。但是，在一个公共说理严重匮乏，连一些“作家”、“学者”、“思想家”都分不清讲理和不讲理的区别，而他们在许多非理性读者那里又很有市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提醒公众公共说理和逻辑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件很值当、很迫切、具有公众启蒙意义的事情。
赞同《中国不高兴》的读者，往往不只是赞同这书的观点，而且也是认同它那种对抗、谩骂、暴力、吵架的话语方式。例如，一位叫刘安亮的网民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我替您回击《中国青年报》。写给《中国青年报》：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怎么看不到你发表扬和赞成《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拉偏架也不能这么偏啊？多少赞成这本书的你怎么装看不着啊？还什么青年报你能代表青年吗？就贵刊这样还想引领读者引领青年思想您别做梦了！”
网民刘安亮是用吵架或打架来看待王小东和《中国青年报》的意见分歧的。他要进行的是“回击”，而不是说理。吵架是一种对抗的、拒绝说理的话语。态度越凶，说话越狠，吵架就越成功，但说理也就越失败。吵架的一些“狠招”和“绝招”（如死不认账、反咬一口、我错你也错、谩骂）恰恰是说理话语所摒弃的。吵架比的是谁嗓门高，谁更善于运用语言暴力，谁更能伤害对方。吵架双方的彼此伤害越深，在“理”上取得共识、妥协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置人于死地，说理要人际沟通，这两个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目的。
还有一位网名叫“憨子”的，看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查建英对《中国不高兴》的批评，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这个查女士（我真不愿意这样称呼她，因为我看她跟李银河一样，属于中性人），基本上都是胡搅蛮缠……我认为她是造谣污蔑中国人民，按无罪推定的角度，那只能认定她是弱智…… 她污蔑中国人民要复仇、要自卫的行为是跟美国西方侵华一样，是小流氓行为。我只是囫囵地扫了一眼，实在没兴趣看那女人喷她的不知道是雌性还是雄性荷尔蒙。最后我要说，那女人，用很狡猾很不要脸的手段……从这个女人的骂人的狡猾手段来看，我认为她是故意混淆是非，而不是真傻——是屁股（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决定了她的大脑——明明卖了淫她却又装得很圣洁（张嘴闭嘴站在咱中国人的角度，为中国人考虑）。此女人，真不是东西。”13这样的吵架语言，简直就是《中国不高兴》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