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孩子（第5/19页）

最后，飞机上升，飞回天空。

“他们走了？”克劳德问。

“是的，今晚他们就会回到英国了。”

“你一定会有机会开飞机的，雷蒙，我肯定！”

“你不是说战争没结束之前都要叫我让诺吗？”

“哥，我们差不多已经胜利了。看看天上飞机留下的痕迹吧。春天已经回来了。雅克是对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四点十分，他们的眼神在激战中交会了，尽管只有几秒的时间，但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这一刻便是永恒。

德国人从杂草中爬出来，走回列车。舒斯特快步走向车头，查看损失情况。四名犯人趁着轰炸的当口向旁边的火车站墙根逃跑，冲锋枪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打倒在地。躺在血泊中的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仿佛在对我们说，他们的地狱之旅今天就在这铁路边画上了句号。

打开我们的车厢门，一名士兵当即退了一步，呕吐不止。另外两名士兵也捂住嘴巴，难以忍受里面的空气。车厢里掺杂着尿味、粪便味和被炸开肚子的巴斯蒂安身上发出的恶臭。

一名翻译告诉我们，死尸将在几小时内被拖出去。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把刚刚那四位被射杀的犯人埋葬。

旁边车厢有许多人过来帮忙。在我们这些犯人当中，几乎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工人、公证人、工匠、工程师、教师等等。一名医生也被允许进来救治伤员。他叫范·迪克，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外科医生，被强迫在韦尔纳集中营工作了三年。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但于事无补。这里什么器材都没有，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热度，受伤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有人央求先通知他们的家人。一些人微笑着离开了，终于可以不再痛苦下去。夜幕降临时，又有数十人死去了。

火车头彻底报废。今晚无法出发。舒斯特通知了另一辆列车，晚上就会到。

铁路工人故意将列车的水箱搞坏了，这样它在运行过程中会慢慢向外漏水，车子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补给。

夜里一片沉寂。我们本应该借机反抗一番，但都没了力气。酷热像一个沉重的盖子压在我们身上，令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大家的舌头都肿得厉害，呼吸困难。阿尔瓦雷斯选择逃走是完全正确的。

“你说他有没有成功逃掉？”雅克问。

阿尔瓦雷斯的确值得命运女神如此垂青。收留他的那对父女建议他待到解放后再离开。但已基本伤愈的他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要回去继续加入战斗。对方也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于是男人撕下游击队用的地图，拿起一把小刀，走到阿尔瓦雷斯面前递给了他，并且建议他前往圣巴泽耶，那里的火车站站长也加入了抵抗运动。阿尔瓦雷斯来到指定地点，坐在月台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站长一眼就认出了他，马上让他进办公室。站长对他说，德国兵还在到处找他。他在站长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放着工具和铁路工衣服的小房间。他穿上灰色外套，戴上头盔，站长递给他一把不太重的铁锤。站长仔细将他打量一番后，让他跟着自己回家。路上他们碰到了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没理他们，另一个则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家时已是傍晚。迎接阿尔瓦雷斯的是站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户巴斯克人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在那里的三天，他感受到的只有无私的爱。第三天清晨，一辆黑色汽车来到这座小屋前。三名游击队员来接已经复原的阿尔瓦雷斯回去一起并肩作战。

7月6日

黎明时分，列车重新上路。我们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村子有个很好笑的名字，叫“魅力”。看看眼下的情形，这名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突然，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在车厢里就快要窒息了。舒斯特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耽搁，考虑走一条新路线。往北是不可能了，盟军的攻势有增无减，抵抗组织随时都有可能炸毁铁路来延迟我们的押送时间。

突然，车门猛地被打开了。大家疑惑地看着门口大声喊叫的德国兵。克劳德茫然地望着我。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现在得去站台取只桶来。”一位充当翻译的狱友向我们说道。

雅克决定派我去。我跳下车，膝盖着地。那个德国兵显然看不惯我的红头发，在我们眼神相交的一刹那，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下。我往后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伸手去摸被打掉的眼镜。我找到眼镜，迅速捡起掉落的东西，塞回口袋，然后昏昏沉沉地紧跟着德国兵来到一处树丛后面。他用枪指着，命令我取一桶水和一箱黑面包。红十字会的物资就以这种方式分给了我们，德国人是不会让他们与我们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