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此朋友（第5/6页）

和陆生楠一起被参的还有谢济世，罪名是借批注《大学》而讥讽时政。雍正下令，将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斩。等到陆生楠人头落地，行刑官却宣布雍正旨意：“谢济世从宽免死。”原来雍正也明白谢济世的“言罪”是冤案，却仍不肯放过这个爱提意见的家伙，非让他尝尝“陪斩”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见一斑。

雍正的这些处置，让人甚觉乖张。同样是提意见，有的赏吃鲜荔枝，有的赏吃“刀削面”（杀头），到底是鼓励批评还是不准批评？

其实，雍正有雍正的标准和原则。正如他把马屁分成诚恳的和虚伪的两种，批评也有“诚恳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属于前者的。批评错了也不治罪；属于后者的，说得再对也要倒霉。批评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什么是“诚恳的批评”，什么是“虚伪的批评”？标准也只有一个：诚。具体地说，凡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就是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诚恳的批评”。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夹杂着私心杂念，就是不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虚伪的批评”。而且，只要属于心不诚者，不管是提出批评，还是提出建议，也不管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统统都是小人的行为，小人的伎俩，因此不但不能鼓励，反而要受重罚。杨名时的挨整，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杨名时也好，李绂、谢济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君子。他们为人正派、清高，不贪污，不受贿，不投机，不钻营，敢于犯上抗颜，据理力争，很有些为真理而献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怎么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

雍正自有说法。他认为，小人有好几种。一种是钱名世式的，特点是投机钻营；一种是年羹尧式的，特点是忘恩负义。这两种小人，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无足为虑。还有一种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险。他们的特点，是沽名钓誉。正因为是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往往做正人君子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最能迷惑群众，混淆视听。由是之故，他们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来，李绂、谢济世、杨名时就是这样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们，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们。雍正这个独裁者，是从不顾忌什么舆论的。

在雍正看来，杨名时这一类人，向来就“喜沽名邀誉，置国家之事于度外”。这些人表面上看并不贪财，好像没有什么功利之心，其实，他们的利欲比谁都大。这个利，就是名，就是他们自以为得计，可以用来到处招摇撞骗的所谓“清名”。他们不贪污、不受贿，为的是这个“清名”；敢抗言、敢犯上，为的也是这个“清名”。为了这个“清名”，他们置国家、君父于不顾，放肆地宣扬自己的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全然不把安定团结之类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类的礼法放在眼里，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众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认为，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诚，就是无君！那好，既然尔等心中并无君父，朕的眼里也就容不得你们。你们不是要青史留名吗？朕成全你们，把你们都斩尽杀绝，看看还有没有人敢于效法？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难从他的许多朱批、上谕中看出，而他与杨名时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所在。依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们有道德。因此，有没有道德，就成了区别君子和小人、好人与坏人，甚至人与非人的惟一标准。杨名时他们这样认为，雍正也这样认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杨名时他们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却又各不相同。这就不能不发生悲剧性的冲突。

杨名时、李绂、谢济世，还有陆生楠，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学问很好、满腹经纶的人。一个人，书读多了，便不免会思想，也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独立见解，却超不出儒家学说的范围，尤其在道德问题上，更是恪守儒家观念。只不过，他们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因此，他们深信，道德修养是个人的事情，即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为仁由己”，则“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处以公心，问心无愧，就是“仁”。至于是否获得功名利禄，以及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萦怀。这个“别人”，就包括皇帝在内。这正是他们敢于和皇帝唱对台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当仁不让”。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既然可“不让于师”，当然也可“不让于君”。即便被君王罢斥或杀头，也无所畏惧。因为“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么，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观点、学说而死，也是“杀身成仁”。显然，谢济世们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他们理解的儒家道德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