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此朋友（第6/6页）

雍正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儒家道德观念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体的道德。这些具体的道德都存在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为人臣者，以“忠”为德，却居然闹起独立来，那还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别痛恨那些特立独行，以道德自律、以道义自负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们自许清廉，则更加痛恨。因为清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这些好名声又会增加他们对君主保持独立的资本。结果，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所以，雍正特别喜欢“孤臣”。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经历、处境、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从来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他多次告诫臣僚：“人是最难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劳，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诸己好。”“只要不走声气，不迎合权要，一己之费能几何，自然就容易了。”他还说：“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因此，“当取出大丈夫硬心肠，发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连家人后代都不要管：“儿孙自有儿孙福，且照顾自己为要。”“要看得透，万不可被亲友子孙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为人如此，则他对于所谓“朋党”，就不但有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对，也有因于心理原因的忌恨。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惟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于是雍正便只能去体验孤独了。四年（公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诗云：“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这可真有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味道了。

但他并不后悔。雍正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从不后悔，而且充满骄傲。正如他向世人之所宣布：“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