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了？（第3/4页）

《在她风华正茂之年》的开头写得就像一个精心绘制的平行四边形，连恐怖都给平衡得恰到好处。的确，故事中的那些平行关系和《圣经》式的希伯来语中的神韵都依托着一种严密的内部逻辑：母女二人都是阿卡维亚·马扎尔的学生。阿卡维亚·马扎尔是一位从维也纳来的知识分子和教师，他放弃了都市生活，来到这个小镇边上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要进行一次浪漫的“寻根”之旅。他有点儿是老师，又有点儿是启蒙时代的诗人，还有点儿是研究墓碑的历史学家。提尔察的父亲对她的希伯来语教育非常关心。那位男家庭教师塞加尔教她现代希伯来文。那位向她求婚的小伙子兰达，则用《圣经》里的古希伯来文给她写情书。

回到故事的开头几行：母亲的生命在消殒，而父亲的整个世界也要随之而去。他们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几乎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存在。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保持着有序而稳定的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点使人回想起霍恩-克莱门的冯·布里斯特的宅院：一个表面上四平八稳的世界，有着固定的规矩，良好的举止和自我克制的习惯。明氏家族多年来长盛不衰，靠的是粮食贸易、犹太人的传统、周而复始的假期和礼节。家里有一个女仆，有一个——或许有一个吧——保姆，还有一个男家庭教师；定期到国外的温泉胜地疗养，到德国去谈生意。

在《艾菲·布里斯特》的开头，那一成不变的现实是通过对建筑、墙壁和花园的线条的详尽描写而形成的，而在这里，家族传统的稳定性首先是在写作风格上突显出来：一个《圣经》式的平行四边形——从故事开头的几行——就给我们展现出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即使在危机和悲剧发生的时刻，都牢牢稳稳地屹立在对称的支柱上：“她整日都坐在屋子里，从不离开。”（从字面讲也就是：“她整日坐在屋子里；她从不走出屋子。”）

这个句子的第二层意思里，没有一点信息不是第一层意思已经传达的。（性急的编辑可能会在页边批注：阿格农先生，这是多余的重复，应该删掉。）然而，这样一个句子的力量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营造出来的，那就是，这个句子包含相同的两层意思。表面上稳定的平衡、均势以及坚固的结构掩盖了一个社会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其内部的平衡越来越遭到动摇。

在《艾菲·布里斯特》里，那移动的阴影威胁着宁静、富足而凝滞的气氛，这种气氛笼罩着这座贵气的深宅大院。同样地，《在她风华正茂之年》的开头部分，那压抑的爱情和即将到来的死亡颠覆了开头几页的风格所表现的矜持而忧伤的和谐根基。那段未果情缘动摇了一场功利婚姻的支柱；那压抑的激情削弱了家庭和社会的价值；启蒙——或许只是启蒙那伤感的回音——颠覆了传统；灾难深藏在家庭的和谐之下。孪生性和可互换性恰恰威胁着人物的身份。

若不是莎士比亚已经使用了《错误的喜剧》这个题目，并且已经是久负盛名，我们倒是可以把这个题目用于《在她风华正茂之年》，故事里多的是成对出现的人物，一个关于两个女人的故事，她们母女二人，一个嫁给了一个爱她、呵护她的男人，但这个男人不是她想嫁的；另一个嫁给了她想嫁的男人，后来却发现他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男人。在这个故事里，丈夫实际上是父亲，而父亲却酷似丈夫。这还是一个婴儿的故事，这婴儿一看到父亲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站在一起，就惶恐不安，绝望困惑地大哭。这也是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出生于一个剥夺了女人情爱选择权的时代和社会，她奋起反抗——成为希伯来文学中最早的叛逆女性形象之一。她冲破了传统的壁垒，得到了她想得到的。然而，她发现她的胜利是空洞的，要么是由于她还没搞清楚她是何许人，那个男人是何许人，什么东西只不过是镜子里的虚影；要么是由于她成了一种“情感教育”间接辐射的受害者，这种情感教育充满着“悲悯的双翼”、“圣殿”、披着纯白色外衣的疾病和以迷人的婚礼的姿态登场的死亡。

开头几行在读者眼前设置了一个合同的圈套[3]。提尔察的声音，这位叙述者的声音，她那抑扬顿挫的《圣经》式的语言，对母亲疾病的那种挽歌式的忧郁和父亲的钟情所表现出的审美兴奋，对《雅歌》的暗指，所有这一切把读者带进了一种朦胧而感动的情绪之中。这些似乎为一个有关伤心、孤女、爱情以及感情战胜了社会桎梏和阶级樊篱的故事做好了铺垫。然而，如果再读一遍，或者是往回读的话，那么《在她风华正茂之年》透露出的却是，提尔察虽然给自己争得了她母亲当年没有争得的东西，但是她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小阴谋的牺牲品，而这个小阴谋就是一个爱操控他人的家庭密友一手策划的。[4]最后，提尔察陷入了几乎和她那心碎的母亲一样的境地。因此，就要求读者，甚至是迫使读者，回到开头部分，重新审视那份合同里的蝇头小字。这样一看，读者就会确信他压根儿就没有受骗：他只是过于匆忙地相信了提尔察的声音，没有停下来质疑她和她的故事，而她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到处是错误，到处是混淆的身份，比如开门的恶作剧，使得母亲一次又一次问：“谁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