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了？（第2/4页）

在这开头的几行，身份混淆的地方不下三处：谁来了，谁又没有来？谁是病人，谁是护士？谁是被《雅歌》[1]激起爱情的恋人？

提尔察和她母亲的关系近乎宗教仪式。从故事的开始，她就把母亲神化了，爱慕她那坐在窗边的仪式，崇拜她那身白色的衣服。后来，她为母亲的美貌所折服，沉迷于她那美妙的香气（尽管她从不搽香水）。环绕母亲的那微妙而顽强的临终仪态的那种神秘，在提尔察内心唤起一种强烈的激情，这激情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母亲去世以后，她设法融入到母亲的形象中，以至到了自我否定的地步。她们之间那近乎宗教仪式的关系使得她们没有了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这话得反过来说：正因为缺少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才在提尔察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对母亲崇拜的态度。母亲身陷病痛和她那渴盼的忧伤之中，她没有表现出与提尔察亲近的欲望，甚至对女儿的存在都没有表现出兴趣。对孩子吸引她的注意力的企图，她没有任何反应。

对提尔察来说，她母亲的声音宛若天使的歌声：“她说话的时候，仿佛是悲悯的双翼裹挟着我，把我带到了圣殿”，“我是多么热爱她的声音啊”。可是，提尔察的声音，几乎是她对她母亲的耳朵发出的唯一声音，却是门的响声，那扇门打开过“许多次”（在一个“房门几乎从来没有为陌生人打开过”的屋子里）。那是一个孩子气的，逗引人的声音：母亲就要死了，女儿对她玩个小恶作剧。读者直到后来才会发现，这孩子气的欺骗是多么残忍（但是并无恶意）。当读者明白了这位病入膏肓、每次都问“谁在那儿？”的女人或许还在等待她的心上人来向她道别。这位母亲一次又一次了解到，那扇门打开，只不过是她女儿孩子气的恶作剧而已，但是她不仅没有责骂孩子，还再次追问是谁来了。仿佛在说：我等待的不是你。

从故事一开始，提尔察似乎就是一个爹不亲、娘不爱的孩子。她父亲很显然整个心思都在她母亲身上；她母亲沉浸在她的爱情和告别仪式中；亲戚朋友几乎不注意提尔察。和《艾菲·布里斯特》那全知的叙述者形成对照的是，提尔察对她母亲最后那些日子的观察带有“审美的”和“情感的”意味：她对母亲那浪漫的香消玉殒，对那环绕着这位病入膏肓的女人的白色的、忧郁的光环无比地着迷。提尔察感觉到“悲悯的双翼”把她运送到“圣殿”。她是唯一的观众，在观看一个女人的独角戏。

即便是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提尔察都试图捕捉到母亲的眼神，哪怕仅仅是一小会儿：“那扇门开了三次，而她没有问是谁来了，我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母亲临死前最后几个小时，她一直在读信件，烧信件，和她幼时的朋友明奇·戈特利布长谈，和她丈夫进行温和而坚决的告别。而对于她唯一的孩子，她没有给她片刻的时间，没有给她一句解释、关爱和告别的话，尽管那孩子尽了最大的努力，通过开门的暗示接近她。甚至连一句责骂的话也没有。“……这些话写在薄薄的纸上，一行又一行，写得有长有短。当我看到母亲阅读时，我对自己说，她永远也不会冷落那些文字。”假如提尔察能够看清那笔迹、纸张的质量和那一行行字的长度的话，那么至少有一刻，她和她母亲是站得很近的。然而，即使是那一刻，她母亲都没有对她说一句话，甚至连一点点温柔和关注的样子都没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开门的恶作剧并不是故事开头部分唯一迷惑人的地方。一位叔叔来访，他误以为病人就是护士，因为她穿着一身白衣服。在下一段，读者也被误导了，会想象母亲和父亲之间有一份由《雅歌》激发的爱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雅歌》2：6）。而真实情况是，提尔察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是那种柔情的亲密和忧郁的厮守，但《雅歌》中却没有一句唱到它。我们眼前的情景是，他的左手没有放在她的头下，他的右手也没有拥抱她，却几乎是反过来的：“他左手托在他的头下面，右手放在她的手里。”他们没有像《圣经》里描写的那样拥抱，而只是握着手，后来，他们没有接吻，而只是吻了吻手。

母亲的衣服总是一袭白色，这就强化了那爱情和疾病的含蓄统一：母亲的连衣裙白得像婚纱，像医院的白大褂，像护士的制服，像裹尸布。把婚礼和死亡并置，毫无疑问是浪漫主义的曲目：一对恋人受着社会或家庭的禁忌的阻挠，但不管怎样，他们终于通过死亡结合在一起。（就像是埃德加·爱伦·坡在《安娜贝尔·李》[2]中描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