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第8/8页）

这一问题已经找不到答案。但当陈家洛听说香妃的死讯后，他在悲恸中将此视为后者对他的示警。他嘱咐同伴携带上涂上毒药的微小暗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天地会成员们按原计划去雍和宫赴宴，但看穿了高宗的布置，他们杀死了企图给他们下毒的太监，并和前来围剿他们的卫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勇敢之石”章进在战斗被杀。但因为作了充分的准备，形势向有利于天地会的一方面逆转。侠客们挟持了主持围歼的福康安，冲出雍和宫，大胆地攻向紫色禁止之城。“鹰夫妇”陈正德和关明梅首先越过高墙，进入宫廷中，并找到了高宗所在的宫殿。他们想要杀死皇帝，却重演了百年前归辛树夫妇的悲剧，死于大批武术侍卫的围攻下。但高宗也未能及时撤退，就落入随后赶来的陈家洛等人的掌控，并遭到骇人听闻的殴打。御前部队姗姗来迟，只得将宫殿重重包围，局面进入了僵持阶段。

当愤怒的浪潮过去后，天地会方面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明白，如果杀死皇帝，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和谈判，天地会最终释放了高宗，不过仍然挟持着福康安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在城南的陶然亭秘密埋葬了香妃，然后向新疆逃窜。由此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江湖盗匪与皇帝的离奇合作，恢复汉族统治的宏伟计划烟消云散。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计划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本人，也并非只是为了争夺香妃而产生的争风吃醋。一年来天地会在各地的扩张，以及陈家洛在新疆公开支持叛乱军队的活动，无不引起高宗的焦虑不安。双方在如何恢复汉族地位的途径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几乎永远也不能相互信任。

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目标本身。与通常所以为的不同，在有史以来皇权最集中的时代，满洲亲贵集团对于高宗并没有致命的阻碍。在精心的安排下，他完全可以抛开他们，主要依赖汉族及汉军旗的官僚进行统治。但是这种改革有其限度，不可能再更进一步，改变清朝的国号，恢复传统的发型和衣服，宣告爱新觉罗家族是血统卑贱的野蛮人，建立陈氏王朝，这些天地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却是不可能做到的。高宗所掌握的权力的全部合法性都在于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而非一个汉族大臣的儿子。只要他仍然具有这一合法的身份，他可以进行许多自己喜欢的改革，臣僚们没有政治资源反对他，正如他们无力反对世宗的许多激进改革一样。但一旦他宣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脱离了皇权的保护，再没有什么能保证他的地位，他可能很快会被满族和汉族的臣属们一起从皇位上赶下来。

一个常常被武侠史学者忽略的事实是，在高宗时代，清朝的统治如果不是在民间，至少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已经具有了无须置疑的合法性。清朝是明朝的继承者，是又一个获得并保有天命的历史王朝，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理应忠于它。甚至在康熙时代，这些观念就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来了。304在近百年后只能更加稳固。在儒家的忠君思想面前，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是最高的。张召重就将忠于皇帝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侍卫首领白振——即使天地会的反叛者们也对此人感到钦佩——因为惭愧自己无力解救皇帝而自杀殉难，从儒家角度来看堪称忠贞。305

因此，即使高宗是和天地会成员一样激进的汉人复国主义者，也不可能战胜比他还要强大的清朝的合法性。如果他要这么做，就不得不把自己置于非法篡位者的地位上而招致毁灭。高宗直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但对于天地会这却是其视角中的盲点。他们认为人人都憎恨清朝，只是迫于满洲人的武力而被迫服从，这一理解模式距离帝国实际相差甚远。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如果天地会要求的是一种较舒缓的改革，譬如废黜旗人的大部分特权，实现除皇室外满汉关系的平等，允许满汉通婚，是否可能实现？这些的确可能在高宗治下实现，但是与天地会毫无关系。相反，却会导致天地会本身奋斗的目标失去意义，从而让他们自身边缘化，这是天地会的那些激进革命者所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皇帝所进行的那种极端形式的革命，最终只能让皇帝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双方的误解与错位中，一次极其珍贵的、改变整个帝国历史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不是历史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次。正如陈家洛在逃离北京的前夜所悲叹的：“无论我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切都像梦中的蝴蝶般飞去不见。”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