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第5/8页）

但高宗仍然怀有强烈的罪恶感：现实中，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并非爱新觉罗的后裔，但内心却无法否认这一点。他逐渐接受了民族伦理的道义性，但又无法按照其教诲行动。陈家洛的进谏让他发现可以摆脱这一两难处境。陈家洛告诉他的是，他不仅可以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祖先，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帝王。这击中了他内心深切的渴盼。

被民族激情感染的高宗顺利地和天地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矢志一同为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的陈氏王朝而努力。高宗向陈家洛承诺，他会在恰当时机让后者负责御林军和主管北京防务，而各省的军队实权，也将被安排到汉族人手中，八旗军将被限制和拆散，以便最后可以驱逐满洲八旗。

天地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不过陈家洛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杀掉高宗，对于天地会的事业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白白损失一张王牌，并且激怒清政府对自己全力加以镇压。高宗为何允诺与天地会结盟，在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历史学家孟森认为：

洪门囚帝于六和塔，卒与之盟，如曹沫之劫齐桓，蔺如之逼秦王，此盟固非帝之本心。夫满清之有天下，斯百年矣，八旗根基，深固不拔，岂可人主一言而废乎？且有废必有立，使家洛掌兵于内，洪门应援于外，则天下之大柄谁归？六合以内乃为一六和塔，而帝必不得自主矣。纵大业得成，清社既屋，汉鼎光复，安知无烛影斧声故事耶？以高宗之明断，岂计不及此者，悔盟反噬，良有以也。是知家洛之谋，绝无可成之理。295

孟森认为，一开始双方的盟约就建立在劫持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用高宗的身世秘密来要挟，这种状况是皇帝所无法忍受的。并且如果结盟，权力会被陈家洛所攫取，对高宗没有丝毫益处，因此他也不可能履行盟约。这种传统观点未免过于简化了矛盾所在。事实上，天地会此后的行为对于盟约的废弃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是如何令这一奇特的密约在一年后就被撕毁的。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在密约达成后，天地会释放了高宗。为了让皇帝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身份，陈家洛承诺去天山取回于万亭存放在他的老师袁士霄那里的证物。而无尘、赵半山等领导人也被分派到各省份去联系重要的武术人物。虽然陈家洛嘱咐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根基。”296但这种专程前去进行的联络行动很难和发动起义的准备区别开来。

当这些天地会活动频繁的情报被收集和传递到北京时，不能不引起高宗怀疑和恐惧。高宗此时也的确在清朝内部进行秘密调动。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被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接管了北京附近的防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297他的私生子福康安（此时当然也属于汉族了）成为北京的九门提督；其他汉族或汉军旗的官员也多被授以要职。清朝官方记载了其中若干重要变动：

[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298

从这一纪录可以看出，在1759年初，高宗所提拔的实权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只有个别满人作为点缀，这一比例在其统治时期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双方都在进行准备，然而天地会的准备活动和高宗所进行的部分是完全脱节的。两方面对于恢复汉族王朝这一共同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陈家洛来说，他仍然延续了天地会百年来的思维定式：在各地积聚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皇帝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敌人的核心配合自己，令清廷方面陷入瘫痪。但高宗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帝国中枢，将重要职位和军权从满洲亲贵手中完全收回，通过自己分给诸汉臣。这样一来，权力无论在下面如何分配，最终都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法接受天地会所默认的起义模式，后者以削弱清廷的力量为代价，事实上也就是削弱皇帝自己。

这最终涉及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还是总舵主手中的敏感问题。撇开这点不论，高宗的途径看上去是较好的选项，这几乎只是一场体制性的改革，而无须发动起义战争。但天地会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其方略进行，而必然进行独立的准备活动加以牵制，这会进一步拉开二者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