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6/8页）

但是，这种由各种招式所组成的格斗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任何固定化的招式都可以仔细研究其具体的攻防原理，从而发展出破解的方法。当然，破解招式的也仍然是招式。这一点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武学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招式不断被破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被破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招式“补丁”和新版招式。这种发展并非完全是良性的，有时候变成了经院哲学之间的辩论：破解招式的招式与破解破解招式的招式的招式之间打得火热，但是对于不理会这些招式的一般人，却反而丧失了效力。在13到14世纪之间，一些杰出的武学家提出了“没有招式就胜过一切招式”的思想，从根本上杜绝了被破解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思想所进行的武学实践，在武术大师之间的较量上卓有成效。这部分是因为大师们对武术招式的精通已经使他们不必拘泥于任何具体的招式，但这一点难以用于武术界的中下层，也并未动摇以招式为主体的中国武学的基本结构。

有少量罕见的格斗方式是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使用招式的，譬如次声波攻击（常被称为“狮子的怒吼”）和心理催眠（有时被称为“移走灵魂的法术”），但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充实内力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野史所记载的格斗方式显然是过分神话了的，如利用意念操纵飞行的剑进行自动攻击，在此可以忽略。另外，利用各种毒素进行攻击是武术世界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也有一些流派擅长此道，譬如四川的唐氏家族和云南的一些秘密宗教。毒药的炼制和使用并不属于武术科学的范畴，而属于医学或生物学，但是其恐怖的杀伤力与武术相似，这也足以令毒药专家们弥补他们在武术造诣上的不足，和一流的武术家们相提并论。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格斗术之外，还有一些次生的武学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轻功（arts of lightness），这种武学可以说是田径运动中的许多项目的总和：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等。简言之，轻功主要是穿越各种复杂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尽可能快速移动的能力，可以用于逃走和追击敌人。另一项次要的非格斗武学是水功（water arts），即在水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不用说，这些次要分支仍然间接服务于格斗的目的。

这些粗略的叙述如果尚不能使读者对于中国武术的本质和构成有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如下的概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武术的根本特征，即是通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远远超出常人的身体能力和技术。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或血统，人就可以通过学习，超越自身的极限。或许正是由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称之为“武学”。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将在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曾经慨叹，在秦代之前的武术家事迹，由于不被历史编撰者重视和记载，大部分都已经湮没了。6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在一般的历史文献中，仅仅当武术家的活动影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加以有限的记载，很多时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于当局的形象和利益，这些记载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础上的。在野史和笔记中可以找到略微丰富些的资料，但也不容乐观。在传奇、小说和戏剧中固然有较多的描绘，但又往往过于夸张，不能随意采用。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梳理和对比多种史料，才能辨认出其中真实的武术家事迹，并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猜测的性质。故而，许多学者曾经断言，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在香港历史学家查良镛的卓越研究之后，或多或少改变了。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Ch’ien‐lung Emperor and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 Flower 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详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7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