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8/8页）

在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 of the Lady of the Yue 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 Martial 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 Life of Duke 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后查良镛脱离了武侠史学术领域，投身于报业，创办了《明报》。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历史著作《袁崇焕传》，但并不属于武侠史的范畴。在1978年他修订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在2000年后对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订，在其中他根据史学研究的进展更正了自己的许多早期观点，不过并非所有武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这些修改。

查良镛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陈文统）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由于倪聪、陈平原、孔庆东、严家炎、陈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格拉汉姆·恩斯肖（Graham Earnshaw）、约翰·明福德（John Minford）、冈崎由美、铃木清一等中国、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能够在更为广泛而全面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因而一部系统性的中国武侠史也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查良镛著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历史时段空白，从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这些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出史学上可确证的成果。这些查良镛所止步的地方今天仍然令我们感到困难。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填补这些空白，但与查良镛体系的矛盾之处却无法忽视，因而被认为并非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些空白时段的武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正史和野史著作以及民间口述史加以探究，虽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图景，却可以看到基本的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全面系统的中国武术世界史问世，本书作为一部“简明”的介绍，在综合查良镛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武术世界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中的起源、发展和衰亡的主要脉络，并对其中的若干关键事件加以深入探究。由于上述的困难，本书中的许多论述仍然只是尝试性的，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基本的史学框架，以满足学界的需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丰富而详实的研究出现，将我们对中国武侠史这一引人入胜领域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让-皮埃尔·希安（Jean-Pierre Sean）

新垣平

1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对此有简略的回溯（第260‐261页），详细进程请参阅《上海小刀会起义史》。

2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94‐297页。

3　同上书，第140‐153页。

4　对此的专题研究，请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

5　指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公元前216年）中使用的中军后退，让侧翼的军队内卷，对敌军形成包围的著名战术。——译者注。

6　《史记·游侠列传》。

7　李辉、严实、王传超：“分子生物学视角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

8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