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漫步遐想录漫步之四（第2/7页）

普遍的绝对的真理是一切财富中最可宝贵的。缺了它，人就变成瞎子；它是理性的眼睛。正是通过它，人才学会怎样立身处世，学会做他应该做的那样一个人，学会做他应该做的事，学会奔向真正的目标。特定的个别的真理并不总是好东西，有时甚至还是个坏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个不好不坏的东西。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必须学习的东西为数并不很多，而不管数量多寡，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财富，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这种财富都有权利要求，而别人不能剥夺他，否则就是犯下最不公平的抢劫罪，因为这种财富是人人共有的，谁要是给了别人，自己也并不因此就会感到匮乏。

至于那些无论对教育别人还是对付诸实践都没有任何用处的真相，既然连财富都不是，怎么会是一种对别人的欠债呢？再说，既然财产只能建立在效用的基础上，那么根本没有任何效用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财产。一块土地虽然贫瘠，但你可以要它，因为你至少总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但是一件毫无所谓的事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无关紧要，对任何人都毫无干系，那么不管是真是假，也就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在精神世界里，就跟在物质世界里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无用处的。你欠别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无用处的东西；你要是欠别人什么东西，这东西总得是或者可能是有些用处的。因此，应该说出来的真相总跟公道这个问题有关，而要是把真相这个神圣的名称用之于一些存在与否跟任何人都无关，认识与否对任何事都无补的空虚的事物，那就是亵渎了这个名称。真相如果丧失了任何可能的效用，那就不能是一种你可能欠别人的东西，因此，谁要是不把它说出来或者把它掩饰起来，就不是说谎。

然而，对任何事物连一丝一毫用处都没有的真相是不是有呢？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问题，待一会儿我就来论及。现在先谈第二个问题。

不把真相说出来跟说假话是很不一样的两回事，然而却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每当这效果等于零的时候，两者的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只要真相无关紧要，那么说的是真相的反面也就同样无关紧要了：从而得出，在这种情况下，以说与真相相反的话来骗人的人，并不就比以不把真相说出来骗人的人更不公道些；这是因为，就毫无用处的真相而言，错误并不比无知更坏。我相信海底的沙子是白的还是红的，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对我都同样无关紧要。既然所谓不公道就是对别人造成了损害，那么一个人如果对谁也没有造成损害，那怎么会是不公道呢？

然而这些问题，虽然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但还不能为实践提供可靠的应用，还需要很多必要的阐述，才能决定在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怎样正确地予以运用。如果说把真相说出来这个义务仅仅建立在真相是否有效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话，那么我该怎样担任这个效用的判定者呢？一个人的利益经常构成对另一个人的损害，个人利益又几乎总是同公共利益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行动？是否应该为你谈话对方的利益而牺牲不在场的第三者的利益？真相如果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有害，是该说还是不该？是该用公共利益这唯一的天平还是用个别是非的天平来权衡该说的一切话？我是不是有把握充分认识事物的一切联系，是否足以把我所掌握的知识都运用得完全公平合理？再说，当我考虑人们对别人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是否把我对自己该做些什么，对真理该做些什么作了充分的考虑？如果我在骗人时没有对别人造成什么损害，是否就可以说对自己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呢？仅仅由于从来都不曾有失公道就能算一贯清白吗？

“不管后果如何，我要永远诚实”，当你这样想时，那就很容易招来一场麻烦的争论。公理存在于事物的实在性之中；当你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当作你行为和信仰的指针时，那么谎话就总是不义，错误就总是欺骗了。而不管从真相中产生什么效果，你把它说出来就总是无罪的，因为你并没有添加自己编造的内容。

然而这只是把问题掐头去尾而并没有加以解决。问题不在于判定永远把真相说出来是好是坏，而在于判定是否永远都有同样的义务把它说出来；同时根据我在前面考察过的那个定义(它对上述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问题也在于区别两类不同情况，一类是严格地必须把真相都说出来，一类是不说也不算有失公允，掩饰也不算说谎。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探求一条可靠的规则来认识这两类情况，很好地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