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8/12页)

至于诗中提到的那一个“大家都很怕他”的“有一人”,于坚说那是虚拟的,象征着大家对于当时某种压力的恐惧。

2008年4月,我和于坚又在北京见面,这一回大家都学乖了,基本上不合影。有一次午餐,我们端着酒杯走到一旁聊了十多分钟,除了一些礼貌用语,留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于坚一再感叹当前诗坛无正义,一些诗人在网上随意骂人,更多的人们则躲在旁边看热闹,毫无正义感。也许,获得鲁迅文学奖引发的争论让这位诗人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有人说,于坚骂过鲁迅,所以不配获得这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鲁迅文学奖评奖原则中没有“骂过鲁迅的人就不能获奖”的条款。我一直认为于坚不是骂,而是调侃,毕竟他没有骂鲁迅的动机。再说,于坚即使“骂”过鲁迅,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不是提倡“浪子回头金不换”吗?一个人早年无心说出的一句话,不至于在十年后受到如此隆重的“追究”吧。“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句话,据说这“鸟导师”是指胡适。胡适被骂为“鸟导师”,他真的成了“鸟导师”吗?没有。那么,于坚“骂”一句鲁迅,鲁迅也不见得就会真的成为所说的那个样子。须知真正的学者是骂不倒的,今天,胡适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两座高峰,已没几个人怀疑。既然鲁迅先生是骂不倒的,我们何妨宽容一些,对这个“没大没小”、喜欢调侃的诗人的言语付诸一笑?

我一直认为,“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句话,体现了鲁迅先生难得的反思精神,以及一贯的尖锐。于坚借用了后一句,应该是有其具体所指的,因为一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骂”另一个人。在回答吴怀尧的提问中,于坚专门谈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批评鲁迅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韩东、朱文当时私下给一些朋友寄问卷,在当时的心境下我随便在问卷上写了几句,没想到他们拿去公开发表了,成了著名的“断裂”事件。后来鄢烈山将我这几句——“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批评。

由此可见,于坚“骂”鲁迅,是有前提的,其实也说不上骂,只不过是对鲁迅先生“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而已。也许在当时,鲁迅提倡“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并看见“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自有他的理由,那么在今天,我们应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果仍把鲁迅先生那两句话奉为圭臬,就大可不必了。现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中国的各种有益的经典书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是只读外国书,不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结果只能是一味地崇洋媚外。再说,谁要是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这到底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事实上,即使是鲁迅先生,在当年也并非“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否则哪来那本开天辟地的《中国小说史略》?

从下面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于坚是非常尊敬鲁迅的:

“乌烟瘴气鸟导师”其实是鲁迅骂别人的话。我青年时代一直迷信他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批判,但后来我开始重新思考。他的作品值得从许多方面来思考,正说明他的丰富。我当然不会否定他,他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之一。我少年时代有许多时间,是在阅读鲁迅作品中度过的。

鲁迅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人,对人的批判是他开创的一个伟大主题,文学因此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是为人生的作家。中国文学已经有五千年以上的写作经验。文学并非横空出世。鲁迅不仅变革了文学,也重建了文学的常识。他的写作激活了汉语,激活了汉语身体的繁殖力,并且重建了汉语的青春气息、批判力、幽默感、讽刺力量、愤怒、悲剧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空间。

作为1966年开始的读者,我的幸运是,通过对鲁迅的阅读,我意识到何谓中国新文学的经典。我意识到,写作必须有直面人生的勇气。

鲁迅是我写作的指南之一。我从1970年的冬天开始写作诗歌,我一直试图继承的是“为人生而艺术”……

我想,看到于坚的这番表白,那些批评者的心情应该会缓和一些了。对伟人的尊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喜欢无条件地服从和认可,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偶像说半句不满意的话,而另一些人,则继承了鲁迅的怀疑精神,他们对社会上的言论、包括伟人的言论也会很清醒地有选择地继承,因为他们知道,伟人如此说话肯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不见得放之千年而皆准。现在事过境迁,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已大不相同,后人对伟人思想的继承也需要发展的眼光。窃以为于坚的做法是符合这一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