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7/12页）

尽管正如诗歌所说，“大家终于走散”，但“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已成为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常常被人提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我就是诗中写到的“孩子”之一。2001年10月，我去西双版纳旅游经过昆明时专门去找了一趟，遗憾的是在原址我只看到一排卖窗帘的低矮店铺。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意，它更相信钞票。

记得当时在昆明和雷平阳喝酒时，雷平阳要邀约于坚，不料后者恰好不在家，于是见面的机会延后了5年。2006年6月，在长沙举办的当代诗歌名家岳麓山诗会上，我们才得以见面。记得于坚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办的扬子鳄诗歌网站不错，纸版还出吗？我回答说，这几年诗坛有个趋势，就是民刊与官刊似乎无甚区别了，扬子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位，又不想接受赞助，出了5期之后就不再出版了。

在那次诗会上，于坚的光头是最受与会诗人青睐的背景，许多诗人拉着他要合影，我自然也不会免俗，但事实上，最终我们都没有收到相机持有者寄来的照片，等于是白“秀”了一回。

五

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发表了该报记者黄端采写的《寻找尚义街六号》一文，文中提供了许多当年和当前的情况，堪称《尚义街六号》诗里诗外最为详尽的注解。从中既可以看到该诗的创作背景，也可以感知诗歌在经济社会的命运变迁。下面是该文的第三节的部分段落，写的是诗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

于坚写《尚义街六号》的时间是1985年3月，而不是一些版本标识的1984年6月。那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一单位做编辑。他写这首诗并不是想表达什么时代，写着纯粹是为了好玩。那时候诗中提到的人们，像老卡、朱小羊、李勃还有费嘉，都已经先后毕业工作，大家在尚义街6号的聚会也已经基本停止。

尚义街6号的主人吴文光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老卡原名叫陈坚，因为喜欢卡夫卡，后来就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陈卡。

写小说的朱小羊被分配到物价局上班。但是上了不到一年班，朱小羊难以忍受那些按部就班的生活，沉闷无比的时候，他经常掀开办公室的窗帘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天朱小羊翻开《光明日报》，看到上面有一则新疆某兵团招收教师的广告，他就马上去了。当时于坚还专门写了一首《送朱小羊赴新疆》的诗，其中就有对远方的向往：“听说新疆人烟稀少/冬天还要发烤火费/在那边倒可以干些破天荒的事情/好好干吧，朱小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列车载着你跑向天外边/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海中悄悄走散”。

于坚说，那时候他们非常向往凯鲁亚克《在路上》中描述的那种生活，他们都向往着生活在别处，都想到外边的世界去走走，谁都不想把生活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终老。

后来吴文光也跟着朱小羊去了新疆。于坚说吴文光这人脾气很好，平时他那间房子都不锁门。

于坚说，那时候吴文光非常喜欢写诗，光诗歌笔记本就写了十几个，而比他大两岁的于坚写了很多年的诗，也只有两三本。而当时，吴文光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和舒婷有过十几封通信。

在干部大院长大的李勃是北京人，当时小说写得非常漂亮，小说《阿慧》当年还在《光明日报》上引发了讨论。他还有作品在安徽的《清明》获得了文学奖。有一年中秋，他在家觉得烦闷，就跑到了吴文光那，吴赶忙搬出月饼，李勃吃完后转身便走。

大学毕业后，李勃被分到了离昆明20多公里外的射击学校教语文，两年后，李勃跑到深圳去炒股。

朱小羊后来离开了新疆，跑到北京读书流浪，干了很多事情。后来担任《中国人》大型系列专题片的总策划和编导，这时候他又把已经回到昆明，在电视台拍新闻的吴文光拉到了北京，开始拍摄《流浪北京》——于坚说，这部纪录片创意和文字脚本是朱小羊的，前期也是他们一起拍摄的，但是在前期拍完后，朱小羊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去读人类学博士去了。

现在，吴文光还在拍纪录片，并且被人们称为“中国纪录片第一人”。朱小羊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折腾了几番后，李勃重新回到昆明，现在是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两年经常开车到西藏去探险。至于老卡，毕业后在工厂搞宣传，后来也跑到深圳去了。而当年名震云南的青年诗人费嘉，现在昆明的一家报社供职。

至于于坚自己，曾经在1987、1988年的时候到过边境线上的德宏教过电大。也曾经跑到北京和牟森一起搞“残酷戏剧”，甚至亲自上台表演《与艾滋有关》，他的被国外评论誉为中国的《荒原》、《等待戈多》的长诗《0档案》发表后，被牟森改编成诗剧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演出，该剧演员包括吴文光、蒋樾和诗人吕德安。曾经在波兰获得格罗托夫斯基主持的“接触”戏剧奖。于坚说，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中国先锋派文化最有力量的年代，也是最纯粹、最纯洁、最有创造精神的年代，所有的人都面临压力，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许多都跑掉了，出国的，下海了，生活在别处去了，但中国依然有一批人在坚持，无论民间诗人、独立导演都是异常地勇敢，毫不妥协，埋头工作。那是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蕴藏着中国先锋派文化的未来一切可能性，比如今天的已经泛滥的行为艺术、装置，流浪派的那一套，十年前牟森的戏剧车间就在搞。今天，先锋派文化大多数时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如何先用美元富起来的捷径和小资文化的调味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