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0/21页）

小说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当然会影响其作品的质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爱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即：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她们既不热衷于这类女性吁求，也不理会男性的蔑视和责难，可谓我行我素。不过，这只能归因于她们不寻常的个性。对于一般女性来说，要想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不仅需要明澈的心境，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女性从事写作，总不免要遭人嘲笑和受人指责，总会有人以种种方式来证明她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很自然地使她们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怨恨和乔治·爱略特的隐忍中便可看出这样的反应。至于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里，就更容易看到这样的情绪反应了。有时，她们选择的小说题材就是情绪化的；有时，她们极不自然地逞强好胜，而有时，却又极不自然地表示温顺，以至于处处都显得虚伪做作。她们受制于男性权威，想象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独没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们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因为艺术的根基恰恰在于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来，女性写作若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写作态度的变化。将来的女作家不应再那样愤愤不平，因为她们已不必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也不必再对男性提什么抗议。这样的时代虽说至今尚未到来，但我们至少正在接近这样的新时代，即：女性写作将极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女作家除了专注于艺术想象，将不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干扰。过去唯有那些个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达到的超然境界，现在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现在的女性小说，较之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说，显然更加名副其实，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在今天，一个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还是会遇到诸多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的语言形式对她来说并不适用。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极为棘手。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生活覆盖面又如此之大，小说家非得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语言不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轻松自如地把读者从小说的第一页带到最后一页。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她的原意，甚至压垮她的思想。

当然，这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心。小说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关于大千世界的陈述，是一种力图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小说中，各种不同的事物虽然都经小说家的想象而重新获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规秩序，依然不可忽视。由于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生活，所以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觉得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物，她觉得应该认真对待；有些被男性视为价值重大的事物，她却觉得无聊之极。这样一来，她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因为批评家都属另一性别，他们对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做法确实会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惊恐万状。他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见解不同，而是一种和自己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女性价值观，于是便一致认定，这样的价值观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和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