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8/28页）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我撰《入狱记》之由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1932）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她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