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赋（第9/11页）

成吉思汗，西方史学界战战兢兢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东方史学界不无荣耀地誉之为“天之骄子”。

但就是这样一位旷世英雄，死后却“不起坟垅”。现在人们看到的成吉思汗陵最多只是一座衣冠冢。

坟都没有，更谈不上墓碑什么的了，只是在茫茫草原中找一处地方将就埋葬。埋葬以后，又驱赶万匹战马来回践踏（多么浩大的礼仪！）然后杀死一头小骆驼放在那里。第二年春草复生，远远望去，又是莽苍苍一片，大汗的埋葬地已无可寻觅。假如要举行祭祀仪式，就让那只小骆驼的妈妈——母骆驼作向导，母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的埋葬地。

铁血英雄的铁血葬礼，残酷而又奇特。

等到那只母骆驼死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道了，一代天骄就这样悄悄隐身于草原深处，每天看日出日落，风起云涌。牧歌如云，那是草原民族生命的咏叹；铁骑如风，那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和鼓点，大汗安息于此，自是无怨无憾。要什么翁仲明楼，翠华摇摇，那些都是后人的政治摆设，与自己何涉？

他不希望后人和后来的政治无休止地打扰自己。他一生的辉煌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后人再追加什么。

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后事处理得很明智，他的接班人不是事先指定好的，而是在征战中竞争挑选，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谋略。这样，当大汗临死前指定一人时，其人早已众望所归。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人并没有在大汗的阴影下碌碌守成，他们又扬鞭纵马，向西、向南，一直挺进。蹄声、鞭声、咆哮声，一直逼近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其中亦走出了几位分量相当不轻的英才，例如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如果我们不是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审视历史，那么就应该承认，比起南宋小朝廷的那班君臣（包括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忠臣义士），忽必烈更有资格站在13 世纪的峰峦上。

忽必烈的坟冢在哪里，至今也是一个谜。蒙古人是一种眼睛向着远方，对后事不那么看重的人。

顺便交代一下，1961 年10 月31 日夜里，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斯大林的尸体被从列宁墓的水晶棺里抬出来，扔进了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口深坑。尸体保存得相当好，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保存得再好的尸体也只是尸体而已，没有任何人再看他的眼色行事了。士兵们的手脚很利索，砸棺翻尸，掘坑封土，几分钟就完事了。

这具尸体当然很快就会腐烂的，从“不朽”到“速朽”，只需一纸红头文件。

一会儿玩弄历史，一会儿又被历史玩弄，伟人们若是在天有灵，不知该作何感慨？

八

当我们遥望历史上的英雄时，却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从专制的阵营里走出来的，而民主的旗门下则显得颇为寥落。

也就是说，专制更适合造就英雄。

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翻开专制政治的词典，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些辞条：权威、暴力、等级、统一、舆论一律、独断独行，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们最乐于笑纳的。专制政治把个人推向权力的顶峰，这时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为国脉所宗，民生所系。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苍生有幸；若推上个流氓瘪三，也只能听任他胡闹。个人的作用无与伦比，一身而系天下兴亡，最后的归宿无非两种：要么成为恩泽四海的神祇，要么成为祸国殃民的恶魔。而民主体制强调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儿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胜任的管理者，民众既不需要幻想神祇，也不必惧怕恶魔。从根本上说，期盼在民主的土壤里产生英雄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须永远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简单，民主的最高原则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换。

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尴尬现象：在同一历史事件中，面对面较劲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英雄，而另一个则不是。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科索沃危机，米洛舍维奇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顿则绝对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会这样干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并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唯一人选。再往前看去，则是海湾战争，那次以多国部队的完胜为结局的事件使萨达姆成了民族的英雄，而作为“领衔主演”的老布什则在其后不久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这多少有点叫人没劲，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