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第6/9页）

但事情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到了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白居易和琵琶女已经正儿八经地相爱起来，而浮梁茶商刘一郎则挥起金钱的大棒在竞争中一度得手，不过最终却是诗人和妓女的联军，打败了以金钱作为后盾的商人。这个杂剧的情节相当荒唐，但在荒唐的背后却折射出明白无误的信息：商人阶层已经摆开架势，明火执仗地和士人展开了争夺。耐人寻味的是，这桩关于“谁是第三者”的纠纷居然一直闹到皇帝那儿，士人的最后胜利也是借助于皇上的“红头文件”才得到的。这种“大团圆”实在太艰辛，因而也太虚幻了，一个古典式的诗意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

于是场景又回到瓜洲。李甲与孙富的交易是令人寒心的，在情场的角逐中，这是士人第一次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与冯梦龙相去不远，大概有感于此，在《聊斋·霍女》中，他杜撰了一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似的人物关系，事情也发生在瓜洲，前面的情节大致差不多，最后是妓女设计把商人捉弄了一顿，让他人财两空。这种幻想的喜剧色彩几近滑稽，士人不仅渴望从商人那儿夺过女人，而且渴望从他们那儿夺过金钱。但幻想的升级似乎只能透露出相反的世情，即在现实生活中，士人已变得越来越疲软无力，他们从商人那儿既得不到女人，又得不到金钱，而且还不得不像《儒林外史》里的沈大年那样，把女儿送上门去给商人作小老婆。瓜洲渡口涛声依旧，但中世纪士人阶层的浪漫情场已难以寻觅，当大款们搂着千娇百媚的“三陪”女郎嬉笑调情时，附近船上的士人只能悄悄地放下窗帘，用一杯浊酒伴着自己孤独的无眠。

情场上是争不过人家了，那就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吧。刘大櫆是桐城派的散文大家，才气和影响自然是不用说的，向他约稿的想必也不会少。但刘文也并非满目光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商人写的传记就不敢恭维。这玩意有点类似于当今风行的“企业家报告文学”，无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没有多大意思，有点骨气的文人一般是不屑于此的，但润笔却相当可观。大量为盐商大贾们所写的传记碑文，夹杂在沉博宏丽的“纯文学”佳作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不和谐，今天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

差不多就在刘大櫆乐此不疲地撰写“企业家报告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巨星曹雪芹恓恓惶惶地路过瓜洲前往金陵：“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冬，曹雪芹路过瓜洲，大雪封江，留住瓜洲江口沈家。”这是《瓜洲镇志·大事记》中的一段记载。

瓜洲有幸，风雪多情，稍稍牵羁了这位巨星的脚步。但其时的曹君实在算不上器宇轩昂，落魄潦倒的生活已消磨了他的峥嵘意气，关于曹雪芹这次南游的目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寻觅“秦淮旧梦”，为进一步修改《红楼梦》补充材料；有的则认为是寻访当年织造府里的“旧人”，因为在这以前，雪芹的原配夫人在西山病逝了。事实上，这次在南京，曹雪芹确实找到了一位叫芳卿的曹府丫环，如今正沦落在秦淮市井之间，她后来成了曹君的续弦夫人。我却比较倾向于这么一种说法，即曹的江南之行，是为《红楼梦》的出版寻求经济上的赞助。其时，《红楼梦》经“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已基本定稿。这部呕心沥血的宏篇巨著，无疑称得上是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的工程。如果说著书是心灵的宣泄和才情的挥洒，那么出版便完全是一种经济运作。出版需要钱，一个“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文人自然拿不出这笔钱，他圈子里的那些朋友也爱莫能助，于是他来到了江南。这位傲骨嶙峋，一向信守“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西山高士，如今书成之后，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清高和自尊，到两江总督尹继善门下当幕宾。

尹继善是个不坏的官僚，他和曹家是世交，平时也常和文人在一起喝喝酒、赋赋诗，甚至在酬酢中称兄道弟。据说他最喜欢与文友玩和韵的游戏，而且玩的档次还不低，每得佳句即令人骑马飞送。诗人袁枚曾在和诗中称赞他“倚马才高不让先”。但这种附庸风雅是一回事，资助出版《红楼梦》这样的勾当他是绝对不干的。不光是舍不得钱，恐怕还出于政治上的忌讳。这样，曹雪芹待在两江总督府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刊刻一本《红楼梦》才要几个钱呢？我查找了一下乾隆年间的物价指数，大约有一百两银子足够了，相对于两江总督府里那流水般的开销，相对于大款倒爷们“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磅礴气概，这个数字绝对只是一点毛毛雨。可怜泱泱大国，金山银海，朱门豪宅，酒池肉林，却谁也不愿从手指缝里漏出少许来布施这点毛毛雨。一本小说的出版与否，干我何事？一百两银子，还不如送给上司的门人作个见面礼，或买个小老婆自己受用受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