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灵魂去流浪（第16/19页）

“三毛”是一个令人疼爱，又总是长不大的“经典形象”，少年时代的三毛对这个“三毛”有种说不出的喜爱。她开始文学创作后，就以此为笔名，既是寓意自己永远是一个令人疼爱，又长不大的孩子。也是希望在自己和别人的心目中，她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

而影响三毛最深，同时也是张乐平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三毛流浪记》。

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张乐平在一家报馆上完夜班后，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往家赶。刚走到弄堂口，借着微微的雪光，他看到昏暗的墙角有三个流浪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下身套着破烂不堪的单裤，每个人都露着两条像麻杆一样的细腿。他们围着一只破铁罐头盒，盒子里装着几块捡来的煤渣在烤火取暖，为了不让煤渣熄灭，他们每个人轮流向罐头盒里吹气。一闪一闪的微弱火光把他们脏兮兮的小脸照成暗红色。第二天早晨，张乐平再次走到昨晚经过的那条弄堂口时，发现有两个流浪儿已经被冻死，一辆“普善山庄”的收尸车正在不远处缓缓行进着。一只只僵硬苍白的小手小脚，随着轮子的转动而无助地抖动着，好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人间的不平。

张乐平禁不住潸然泪下。画家的心在悲泣地呼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要把这些苦孩子的遭遇全都画出来，控诉这不公平的社会！他痛苦地思索着，自此，便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流浪儿童的形成原因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张乐平还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一天，张乐平来到了上海郑家木桥，那儿是上海流浪儿童的集中地。可没想到，这些流浪儿不但不理张乐平，还对着他翻白眼。原来当时的张乐平穿了一身西服，虽然是旧了点，但还算整洁。而一贯被有钱人歧视的流浪儿都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以为衣服穿得好些的人就都是有钱人，所以才会对张乐平充满了强烈的对抗情绪。次日张乐平换了一套破旧衣服，买了一些大饼油条，再到原来的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这下，几个流浪儿马上围了过来，他们直愣愣地盯着他手里的大饼，张乐平马上将食物分给了他们。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张乐平向他们谈自己小时候的艰难生活，流浪儿也你一言我一言地吐出自己的苦水。就这样，张乐平与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并成为了朋友。这些流浪儿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悲惨经历，被张乐平活生生地画入了漫画集《三毛流浪记》中。

在《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购买《大公报》的人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不论男女老幼、家长孩子，他们都密切关注着三毛的命运。许多好心人还给报馆写信，并给“三毛”寄来了绒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这个漫画鞭挞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这使得当时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惶恐不安的他们在《中央日报》发表了攻击《三毛流浪记》的文章，指责张乐平的漫画“表现太冷酷，太冷落了”。还有一些人居然写匿名信恐吓张乐平：“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并警告他最好“当心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创作《三毛流浪记》，则“将予以不利”。为了避免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张乐平拖着病体来到浙江嘉兴，继续从事《三毛流浪记》的创作。由于工作得太辛苦，再加上艰难窘迫的生活，张乐平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他一边咯血一边挣扎着继续画三毛，直到1949年4月4日，《三毛流浪记》的创作才最终结束。

1948年夏秋之交，《三毛流浪记》被电影独立制片人韦布看中，由阳翰笙为首的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剧本，于1948年10月正式开机，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吴茵等著名演员都心甘情愿为一个无名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9年初，江南一带因为战争和天灾，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涌进了大上海。大批真实“三毛”的不幸遭遇，激起社会各界的深切同情，也让宋庆龄女士痛心疾首，她决定向难童们伸出慈爱之手，举办一场“三毛生活展览会”，以动员全社会参与救助“三毛”。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安娜联系张乐平，张乐平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配合。其时，那时的张乐平严重的肺病还并没有痊愈，经常会吐血，但是，他仍然拖着虚弱的病体，一鼓作气，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构思好了整个方案。宋庆龄看了后，觉得非常满意。在嘉兴埋头作画的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答复，马上就赶到了上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赶制出了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