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灵魂去流浪（第17/19页）

几天后，宋庆龄借外滩汇丰银行大厅为在沪的外国友人和各界名流展出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及水彩画新作共三百三十余幅，而且，她本人还亲临现场和大家见面，她把张乐平介绍给在场的外国友人，赞许他：“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你，全国的‘小三毛们’永远记着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苏联驻沪记者当场拿出八百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

在这次义卖会上，三十多幅原作被抢购一空，三毛乐园会的会徽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在宋庆龄的积极号召下，很多好心人都以当三毛乐园会会员为荣，大家纷纷捐钱捐物，慷慨解囊。当天，一共有四十余位参观者加入“三毛乐园会”成为会员，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一下认捐了四个“三毛”。“三毛生活展览会”于4月9日圆满闭幕，这次展览会所筹集到的善款共救助了数以千计的流浪儿童。后来，宋庆龄还将电影《三毛流浪记》带到了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和慈善活动中，影片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册、漫画卡同时推出，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捐赠给了上海和南京的孤儿院。

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三毛”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摧毁了。张乐平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三毛在新时代里生活。所以，他就邀请有关部门相继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三毛创作的命运和前途。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三毛是中国儿童的象征，应该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继续画下去。于是，张乐平一改“三毛”往日的形象，让他以新姿态出现在喜爱他的大小读者面前。自此，《三毛翻身记》等充满新时代希望和活力的作品相继与读者见面了。

但是，在十年浩劫中，张乐平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专政对象，而他的《三毛流浪记》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三毛”从此又开始了“无父无母”的生活，再次成了流浪儿。

文革结束后，张乐平再次开始了“三毛”系列的创作，不老的三毛以雷锋为榜样，默默地做着好人好事：帮着老人买米，给小朋友缝补衣裳，义务把丢失的信件送到收信人家中……

生活条件的好转让张乐平的创作激情变得一发不可收：《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学法》等相继问世，新时代的阳光，给了三毛新生。

但是，令张乐平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以“三毛”为笔名而著称的台湾女作家三毛，于1989年4月5日，跨越海峡来“认父亲”。张乐平经常风趣地说：“没有想到画三毛会‘画’出个女儿来。”

1988年6月20日，三毛找到在湖南《长沙日报》工作的外甥女袁志群，给《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著名老漫画家张乐平带去了一封信。八十多岁的张乐平先生，当时正因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住在上海东海医院疗养。收到三毛这封意外的来信，便口述了一封回信，还用病得颤巍巍的手，一笔一歇，艰难地画了一幅三毛像，赠给三毛。

双方的通信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到了第三封信的时候，三毛已经开始称张乐平为“爸爸”，并说：

“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

随信，三毛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

张乐平很感动，那时的他逢人便说：

“能在晚年认上这个么‘女儿’，应该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快事了。我多子女，四男三女，正好排成七个音符。这一回，三毛再排上去，是个‘i’，是我家的‘女高音’。”

1989年4月5日，三毛和张乐平在香港工作的四儿子张慰军，同机到达了薄暮中的上海虹桥机场。上了车，直驶徐家汇五原路的张乐平家。

老画家张乐平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前，抱病在寒风中迎接。三毛一进弄堂门口，就抱住张乐平，泣不成声地喊：“爹爹，我回来了……”

三毛送给“爸爸”的礼物，是她的新作《我的宝贝》。张乐平送给三毛的礼物，则是她来信中要的一套涤卡中山装。三毛很喜欢这种在大陆已经过了时的服装。她到哪里也不会忘记，收藏“三毛味”的东西。她在张家，住了三天。短短三日，她和张家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她对记者说：

“我原来一直有一点困惑，为什么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又隔了四十年的沧桑，竟会这样接近和沟通。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爸爸在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品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才能相知相亲，不仅能成父女，还是朋友、知己。有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福。”

张乐平对这个漫画结缘的女儿，也颇感投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