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现今社会是不是无处申理？（第9/15页）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社会的生活成本因为地域的关系相差很远，有些地方不用这个水平的收入就能生活，但在大城市当中，远远高于这个标准依然生活不易。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与人口的流动，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到大城市中寻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说，起征点直接影响其目前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

专家们还有一个想法是与老百姓完全不同的，他们认为个税最大的作用是“均贫富”——也就是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个理由最容易得到支持，也最具有欺骗性。

个税调节贫富差距其实是个神话，收入最高的阶层根本不可能被调节，他们拥有完善的避税能力，而收入最低的阶层是否能够得到个税收取之后的转移支付，恐怕也要看税款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咱这里财政使用的透明度如何，相信也就不用说了。真正能用个税调节社会阶层收入，必然是发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极度发达的社会，使得同处于中产阶层的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至于差得太远。

实际上很多时候老百姓不关心调节收入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尽量多的人过得去，有钱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没人关心，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相对富裕——也就是自己能够过上一种不失尊严与体面的生活。均贫富的说法，基本算是某种忽悠。而个税最大的作用，其实是汇集社会资源提供公共产品，这件事从理论上说，至少在我们这里已经被高额的间接税与垄断企业收过一遍了。

所以，专家与百姓之间的观点鸿沟，并非是专业与业余的问题，有时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分裂的问题。

当整个社会智障的时候

四川达州渠县组织贩卖、新疆某地工厂使用智障人士为“包身工”的事件，想必现在已经天下闻名，事情的原委也不用说太多。其实这件事并非一个孤例，而是在山西的黑砖窑之后发生的另外一起严重侵犯残障人士的事件。由于在下供职于媒体，于此更有另外一层感触：在黑砖窑之前就已经有过相应的报道，只是没有得到重视而湮没无闻。这些事件不过是因缘际会的冰山一角，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奇景象。

在关于这种事件的评论当中，很多人都说到了政府的责任以及监管的失职。这些并未说错。老实说，给予残障人士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这里有钱盖高楼大厦，有钱办各类盛会而万国来朝，就是没怎么见过在这方面多投入一些，让这些残障人士有所保障。而民间要是成立个什么NGO组织的话，又要经过诸多难关，使得原本可以拾遗补缺的民间力量也不能尽力。原本救助力量不足也就罢了，反而我们倒是经常听说把上访者、无辜者关到精神病院的消息。现在出现这种事儿，难道还是什么奇观不成？要是不出现才是怪事呢。

但除了指责有关部门之外，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应该反省？每到春节这个阖家欢乐的日子，我们这里总有一台晚会上演，名之为“春节晚会”。其中相声、小品大概最受欢迎，某些人每年是否能答应出现在这里，往往也是娱乐新闻的话题。

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但很多时候，就连这种全国老少都要看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因为凑笑料而编排上一些有关残障人士的段子，让全国的人都开心的要死。很不幸的是，如果回想一下这些段子就会发现，在最起码的尊重上，我们就已经出了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不能算“三俗”，是那种可以拿到这样的节目里去向全国播放的。我们的社会在看着这些大笑之余，是否有人去批判过他们？

在这样一种文化状态下，残障人士的权利保障能否得到实现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同情心，也并不缺乏善良，只是在很多时候，这种善良与同情因为从小就没有真正受到过权利教育与公民教育，只能是针对特定的事件而发作，并不能深入到潜意识当中。远距离的关注当然是安全的，也是容易实现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你的小区中，你的善良是否还能烛照对方，那就是很难说了。从小受到这样教育的人，哪怕是以后学会了基本的同情，往往也不能贯彻始终。这是基本价值观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何处，甚至至今我们都无法明说。

谁是智障？在没有基本权利教育之下的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智障，因为没有这种教育，我们就全是理智不健全的人。所以，这并非是一帮没有良心的人伤害一些智障人士，而是在整个社会智障的状态下某种极端事件罢了。你以为与小品中那些讽刺不同么？他们本质上是相同的。

苛刻之下的真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