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现今社会是不是无处申理？（第7/15页）

公民致书建言的意义

2010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关键点上，北京、湖南两地的两份民间建言书可能先后送达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分别代表着数千名民众的意见。很不幸的是，这两份建言书依然被冠以“上书”之名，而不是更能体现出公民参与意识的“致书”二字。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文字的习惯吧。

但即使用了“上书”二字，写这两份万言书的执笔者在接受采访时也清晰地表示，自己执笔、发起的这份建言书是基于自己公民的意识与身份，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尤其是在我们这里，这份意识尤为可贵。

在建言书当中，并不算专业的执笔者通过对于自身权益的思考以及实例，提出了诸如公共利益应该如何界定、房产评估、财产补偿、强制拆迁有哪些是不能做的等建议，虽然未必比专家学者考虑周详，但任何对此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几个方面的建议也正是改变目前“血拆”的关键点。民间并非不会思考，而是在实际发生的事例当中，有可能直接接近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言书在目前的阶段来说，是公民参政的一种可行手段。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从理论上说是代表人民参政的人大与政协，其组成的人员架构说不上让人有多乐观，不但现任、前任的官员过多，而且还有各种领域当中的“成功人士”。从近两年几乎成了“两会”主流的各种雷人提案新闻上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并非真的在乎这个位置的职责，而更在意这个位置所能带来的光环。加之我们的代表与委员们都并非专职，很多时候不能真的深入民间，使得自己代表民众的意见，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

民间的这种直接建言，或许并不专业与符合目前的办事、立法流程，但从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意，如果能够让秉政者有所吸纳的话，会形成一种体制外与体制内的良性互动，在给有良知的专家学者拾遗补缺之余，形成一条民意与庙堂之间的通道。

有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通道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从各地拆迁的力度，以及有官员说出“强拆出一个新中国”、“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话语来看，官民两种意识与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行渐远，到了建构了两个不同话语体系的程度。按照不同的话语体系，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结果，这种结果目前看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关注。而这种状态如果不打破，后患无穷这个词恐怕就不是一种形容了。

全民“打拐”的几个小忧虑

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曾参与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这是一个在新浪微博发起的网友自愿参加的活动，主要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微博这种传播形式的便利与有效，纷纷把失踪孩子的资料发到上面，然后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说是有6个孩子已经被解救成功。

很不幸的是，在这条语焉不详的新闻当中，只有一个孩子是有真名实姓、被解救成功的。遗憾的是，那确实是个被拐卖的儿童，但并非是被拐卖了去乞讨，而是被某个没有孩子的人家收养，据说养母对他很好。另外一个案例就有些尴尬了，确实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家境窘迫带孩子出来乞讨的，被警察强制验了DNA不说，也没人对其有所歉疚。其他几个案例基本上只有数字而没有给出实际的事迹。

当然，这并非是说学者专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所有的好善人士发起的活动不好，而是在这种状态下，有些问题有可能因为目标的正义而被忽视，最终侵害到一些不该受到伤害的人。

我国的《刑法》并未认定乞讨是犯罪行为，甚至并未认定少年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只是认定组织未成年人乞讨是犯罪行为。这个规定虽然与其他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有冲突与脱节的地方，但在司法领域当中还算是有争议的事情。

而此事实际上却是有可商榷处。

说起来乞讨的权利应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哪怕是以此为业。但儿童乞讨确实在很多现代化国家中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这是因为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儿童并非是父母的产品，而是国家以后的纳税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要代替父母的职责，如果父母不能尽到抚养责任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的话。

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并未如此完善，贸然剥夺少年儿童乞讨的权利是不是妥当就确实值得商榷了。督促政府在社会福利上加大投入当然是治本之道，要求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向弱势人群倾斜更是斩草除根的做法，但那些都不是一日之功。在解救被拐卖而被迫乞讨的儿童时，是否伤及了确实困难而不得不出外乞讨的少年儿童，并且在弄错之后也并无解决之道，这个确实是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