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6/7页）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

2001年9月，发生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之后10年，美国在各方面飞速坠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将全部希望寄予美国，从经济复兴到文化皈依，显得多么可笑。10年中，某一种特定视野和话语自我爆炸、悬空、虚拟化，终至于枯萎、缩小。当今美国一般地方性报纸电视，根本就是废纸噪音。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必就比《环球时报》给人更多的阅读快感。过去20年，美国的基金会也捧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他们专精于晦涩难懂的语言游戏，虽然读者寥寥，但是能够捕获具有自闭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广阔的大众市场上，粗鄙恶俗的巨潮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到了2012年，绝大多数美国书店关门大吉。还保留阅读习惯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极低。而美国的评论家、旅行家、摄影家、专栏作家和教授们，对于本国城市社区、娱乐休闲、男女恋爱、媒体读物中明白无误的贫乏趋势，保持奇怪的集体沉默。

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个讲演，过了34年，重读一遍，还是有点意思。那时他已经点出了大众传媒的隐蔽洗脑，也不客气地直言西方文化整体萎缩，集体人格趋向于猥琐、焦虑、平庸。可贵的是，作为流亡者的他，有勇气坦率承认，当代西方不能成为日后苏联转型的理想范本。

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而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的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失去了一段毕生难忘的酸楚爱恋，也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作为一个成年男性，出于好奇，也为了测验新长的皮肉还有免疫能力，我又拎着包回到美国。之后断断续续，一直住到今天。在那儿已经、正在并将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除了下坠的速度。

心里边出了问题，不再说人话，爱的能量发生错乱，爱的制度停止运转。历史上别无先例，因为美国已达到人类顶峰，剩下的全是细节。

今日北美新大陆，不论东南西北，总归是那么一副表情、一套面孔：单薄、浮夸、自负、弱智。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段启示录，一片《旧约》中的圣地，脱离地球的诺亚方舟。老欧洲的文明和历史，早已从它视野中消失；老欧洲的情感和沧桑，亦从心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