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4/7页）

制度起源于集体的气质与心态。爷爷那一代迎来了一个新中国，但没花时间构思新国家的爱情制度。从宋要武、黄帅，然后到芙蓉姐姐、凤姐，无人能够否认，那些女人的姓名、言语、形态、神情，折射出一种模模糊糊但是无处不在的沟通方式、情感模式。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情人，新中国男性在这种女性能量场的慢性熏陶下，寻找摸索但是无法逃脱某种共同的集体人格。

过去这些年，我跟美国女孩子的辛苦沟通，每每让我联想起某位中国老夫子，尝试着与身体健康、坚强果断、略为渴慕小资的女共青团员调情拍拖。正可谓“秀才遇见兵，有话说不清”。新、旧两种语言和制度滋养出来的两个人，要建立男女情感，似乎超级困难。我也没法说清，在伦敦的窄街、布拉格的电车站和基辅山坡上的老树之间，有多少气质或本能上的相通。可是我看见像墨点一样慢慢散开的透明绿色，和夜幕里缓缓行进的火车；还看到她和我一起坐在车上，长久、轻声地交谈，感觉到她的温暖手掌，贴着我的身体。当时我已察觉到，也许哪天各奔东西，不再见面，留下至死不散的苦痛。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2012年，四面八方响起类似的沙哑低语：Что-тоне так……远和近，新和旧，恐怕快要重新定义。世界是一条不停改道的灰色大河。聒噪开始沉寂，边界慢慢模糊，我的痛楚仍未消散，但是早已退出东、西方的刚性排列。不论是打红旗、秀美元、喊万岁的新中国，还是无限幸福、人类灯塔的新美国，都太直线，太钢铁。对我来说，心灵不是直线，历史亦不是一段威武的进军。从新大陆走回旧欧洲，我拾捡一个中国男人破碎的自尊。在我身上慢慢苏醒的，是属于爷爷的老中国。我从未真正认识他，但终于感觉到他的耿直、柔韧、优美，他更为宽厚、细腻的胸襟和自信。

三

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在我身上出现了单细胞特征，后来又怎样慢慢地消失？此事不可告人，但是让我思考了很多年。有一阵子，一见到亲亲热热的白人小情侣，我心里就升起黑色的火焰。有时大发雷霆，莫名其妙跟人吵架。或者连续几天闷在屋里，观摩体会某些反常的性爱技巧，还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情色图片。我有一份工作，偶尔也有贫乏的社交。除了频繁搬家，我生活中并无明显的脱轨信号。跟别人说话时，另一个真实的“我”极少在场，只需背诵台词。社会也并未要求更多。一团冰冷的雾，罩着我的两眼，后面是野花、小道、潮湿的风和弯曲的尸骨。我遁入幽深的幻想世界。小时候爱听的歌、爱看的书，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交过几位女友。其实，即使在出现单细胞症状之后，也还能碰到一些女孩，愿意和我在一起。她们很善良，对我也都挺好，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不过，假如在一些关键点上，我能再坚持一两分钟，那么闭上眼干脆结婚，也并非毫无可能。我熟悉惯常的程序：通话，写信，聊天，散步，性交，出现障碍，痛苦分手，等等，而事实上“我”并不在场。

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不在场”有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Hikigomori（家里蹲）。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的男人女人，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个人的情况，没恶化到那种程度。即使在最分裂、最压抑的那些年，我还是不肯放弃生活、交往、恋爱。但最后一个环节，我躲不过去。不论哪一位女朋友，或早或晚，都会在乎这件事。生理上的高潮，我可以达到。不过，在最关键的几秒钟里，我没办法也不愿意注视她的身体，尤其不能看她的眼睛。

后来，我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归根到底，从内心深处，我看出自己不是东西。身上有一股气味，自己都能闻到。在我进入单细胞状态之后，中国有人写了无数行朦胧诗，后来便是中国的经济起飞……有趣的历史与我擦肩而过。

90年代初的旧金山，出过两部电影。导演是菲利普·考夫曼，一部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另一部叫《亨利与琼恩》。当时大伙儿都说好酷、好前卫，真性感、真卖座！反共的捷克医生托马斯，每天在布拉格古堡里和不同的酷女人做爱。还有美国来的文学大叔，戴着诗人的圆片眼镜，去巴黎晒酷，并展示他高超的性爱技巧。每到男女主角脱衣亲吻的关键时刻，便播放激情浪漫的亢奋爵士；男主角胸肌爆爆，女主角乳房光光，像一段刻意造型的现代芭蕾。这两部电影走红的那年，我的单细胞状态也攀上嶙峋萧索的黑暗顶峰。那时我没去过欧洲，于是看不清几个简单事实：两部片子都不能反映20世纪的欧洲，只是浓缩聚焦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的甜蜜想象。导演本人是玩“欧洲范儿”的美国犹太人，他和“愿意让自己感觉特欧洲”的美国酷青年一道，剪出来一段陶醉自我的遐想共振。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一个被改装和剪接的想象之“场”，在性爱的湿润幻觉中注入微妙的心理转基因。被笼罩在这种幻觉里的童稚男孩，始终无法懂得真东西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自己的身上又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