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7/7页）

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先后为我的信作了两次批示。中宣部的其他同志也为我的事跑了不少“衙门”。不过，问题的解决还是在一年之后，《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几乎每会都为我呼吁。北京作协热心支持业余创作的同志还上书为作者陈情。同时也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同情和关注。最后，北京市补发了我的工资，调我到北京市作协当了一名驻会作家。这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了。

十一

关于我的作品，那是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们去说的。我只想就我的两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说几句话。

这两部长篇小说是不会再版的了。原因很清楚：小说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现行政策。《万年青》写的是反对包产到户中的故事，而包产到户正是现在所推行的。《光明与黑暗》是写农业学大寨中的故事，而农业学大寨正是现在所不提的。

怎样对待这两部长篇小说呢？对于图书馆来说，事情很简单，下架就是了，全当没有出过这两本书。

对于作者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能否认我写过那两部长篇小说，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不能篡改历史。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两部政治上有错误的小说呢？

有的同志说，这是作者脱离生活，紧跟政治的结果。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生活是同政治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中确实反对过包产到户。不仅中央反对，各级党委反对，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并且很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九六二年反对，以后一直反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在反对。

我在一九七四年写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党和农民怎样反对包产到户，而不可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党和农民怎样拥护包产到户。同样地，一九七五年，生活中确实有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老同志确实曾经利用这个运动，同那些“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造反派作过斗争，以求得安定团结，从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写一九七五年县委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县委怎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各种文章，而不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对“农业学大寨”的批判。

我以为，比较公正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这类作品的出现，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若干年后，也许可以作专题去研究。

十二

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我感到疲倦。我累极了。

这确实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创作，是累人的。这不要紧，谁让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一行呢？使人受不了的是，为了取得创作的权利，为了免遭诬陷，需要进行多么艰苦的持久的战斗呀！十多年中，小战不息，大战两次。我是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一步一步地走着。累，真累！

回首当年，我几乎很难相信，我竟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那无休无止的纷争。今后，倘若还要“战斗”，还有第三次大战，我觉得我不会再有勇气和精力去应战了，我情愿不战而降。

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手上这支笔不被打落，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

（选自《谌容研究专集》，何火伍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