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5/7页）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