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 华南茂（第4/8页）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可是大问题啊，”工头有些不满。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对我们更是大问题，”春明安慰道。“你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但袋子上的日期显示，都是同一天的产品。怎么可能质量还有不一样呢？”

春明的技术部同事赖功解释说，厂里一天会出好几批产品。

“你的工人得确保刷好，”春明说。“刷底料和涂料之间不能隔得太久，因为底料会变得太干。现在深圳的天气很干，大家都能感觉到。”将涂料表面拟人化：太棒了。

工头开始啰嗦地道歉。这是中国商务会面中一个常见的标志，表示会谈即将告终。“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么老远特地跑过来一趟！”

“没事，”春明说。“如果还有问题，直接给赖功打电话好了。赖功，把你的名片给他”——年轻人在电脑包里摸索着——“他会帮你的。”我和春明出去到公路上打车，要跟她约的朋友吃饭。两个年轻男子原本可能期望得到邀请，但却失望而归，一副看起来很饿的样子，朝另一个方向，沿路走了。

那天夜里，我和春明共乘一部出租车返回东莞。“有时候我感觉需要充电，就好像力气不够，”她说。“我缺的太多了。我不懂英语，我不懂电脑。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跟老板讲，我要两年内学好英语。现在我做了快三年了，还是不会。”她在考虑回到流水线英语学校，她曾上过几次课，后来放弃了。她还想离开这家涂料公司。

“你想干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那些自己开贸易公司的，都想说服我，让我自己开公司。他们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如果我这么做，那生活就纯粹是为了挣钱了。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

东莞的一切仿佛都简化成了数字：销售额，回扣，语言能力。未来男友的身高。一开始就是数字——你哪一年的？一个月多少？加班费多少？——然后是其他数字记录着你的进展：薪资，住房面积，新车的价格。但春明在寻找一种无法量化的东西。我们飞速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路过两边长安区的厂房。“如果灯亮着，说明有人在加班，”春明说。“那么多人好多年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已经十一点了，许多工厂还亮着灯，夜色中，每座厂房都发出冷冷的蓝光，就像即将陨落的星星。

那之后很快发生了两次关键事件。一是春明的老板毫无解释地削减了她的销售提成，还有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刘华春买了一辆别克。她才二十六岁。“她曾经是鞋厂里的文员，”春明对我说。“后来她用哥哥的投资，自己开了厂，从头学习，一年之内，就买得起车了。”

这些事件促使春明采取了行动。2005年春天，她跟朋友合股创业，买卖模具配件——生产从水枪到衣架等一切塑料制品的注模成型机的内部配件。他们投资了十万元，其中有自己的积蓄，也有跟朋友借的钱。她的新合伙人曾在一家五金厂的财务部工作过半年。春明与模具的唯一接触是十年前，她在流水线上做工人的时候，生产过塑料玩具汽车和火车，但她一点都不担心。“无论做什么，最后都是做人，”她告诉我说。“做人做得好，做事就做得好。”

她没告诉老板说自己要走；实际上，她也没走。反正她很少去办公室，陈总也就无从知道他的明星销售员虽然还从他那里领工资，其实已经溜走，自己开公司去了。她仍然跟客户联络，每月领着薪水。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典型的中国办事方式：他没告诉她为什么削减了提成；她也没告诉他不给他干活了。

春明还开始看牙医。她的两颗门牙略微外凸，因此她在考虑要不要做“牙齿美容”，就是把这两颗突出的牙齿拔掉，换上烤瓷的假牙。做完之后就不能咬硬东西了，比如啃肉骨头。春明也在考虑做牙箍，但矫正过程至少要一整年——美容则可以一下就做好。一个朋友的朋友做过。“她的样子全变了，”春明汇报说，“生活也完全变了。”我下一次到东莞的时候，春明给我讲了所有事情的近况，但首先是牙齿的事。模具是职业变化，牙齿是美容，但对春明来说，它们是同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她又一次脱胎换骨。

新的生意从欺骗开始：两个合伙人的中英双语名片上写着东莞市煜兴五金模具配件公司。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眼下只是一家店面而已。“‘公司’听起来更大些，”春明解释说。

她与合伙人傅贵正在去深圳的路上。那是第六届中国国际机械和模具产业展览的第一天。在出租车上，春明继续接旧工作的联络电话。“如果标签上写着‘油灰添加剂’，那你就可以用，”她朝手机里吼道。“我可以给你看价格表，但你不能拿给别人看。”通话间隙，她还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老家的坏消息。“叔叔得了胃癌，”她的声音略低了些。“我们要马上寄钱回家。”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心还没完工，没有正式落成，但已有众多的人群在巨大的场馆里到处转。春明和傅贵加入其中，像两条小鱼被吸进了强有力的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