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四 人才市场（第7/8页）

不是每个来人才市场的人都敢进去。走道上巨大的电子招聘栏前挤满了一大群人，就好像命中注定只能目视荣华富贵的应许之地却永远不会进去。招聘栏上的列表好像股票价格一样，不停地向上滚动，一大群人目不转睛，看得入迷。

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场，心里完全清楚她应该怎样做。她定高了目标，只接触那些人力资源部空缺的公司。“文员的职位很低，所以我不会找那种工作。”敏面试的时候，她询问公司员工的流动情况和公司规模；她要找家小一点的工厂，少一些需要取悦的上级。她婉转回避那些问她为什么离开之前工作的问题。有一些私事，敏说，她不想谈。

这一次，她并不比其他人更诚实。在神兴橡胶工业公司的摊位前，她跟招聘员说她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过一年。“如果你说的时间短了，”她后来跟我解释，“他们会觉得经验不够。”她被录取了，工资比前一任员工涨了五十块一个月。

敏两天后开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上班，这家公司制造手机和电脑键盘的塑胶零件。她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日休息。她这一级的工人四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话。她一个月挣八百，包吃包住——和上个工作一样，如果她做得不错，还有涨工资的机会。

敏的新工作是记录工厂四百名工人的聘用资料、员工表现、惩罚记录以及工资。过去她的部门是管机器的，现在是管人，看起来更适合她。当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的时候，她会筛选要聘用的人。你有身份证吗？打算在这里做多久？

谢谢，她告诉那些不对她胃口的人，我们现在不招人。

每个月的10号，工厂老板的台湾老婆会来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拜佛求福。敏跟着老板娘在工厂里转，去餐厅，去大门，去每一台危险的机器——两个人会求佛祖保佑工人平安，生意兴隆。敏也会悄悄地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和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奶奶，但这些事她没有跟老板娘提起过。

她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刚来不久，顶头上司叫她去办公室。他告诉敏，她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员工很喜欢多嘴，还犯过错。“你不喜欢多说话，”他观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说话的时候，”他说，“就得说。不需要说，就别说。”这就是中国职场的生存秘则，但之前没有人和敏分享过。

对父母，她也更老练了。敏没有告诉他们她辞职了。她先找到一个新工作，寄一千块回家，然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寄回家的钱就预先让他们吃惊到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敏告诉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诉他们。”

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许多人也在晋升。她在深圳的姐姐被提为行政秘书；她的表哥在广州做经理。以前工厂里的两个朋友分散了。梁容回家了，跟她父母选的一个人结了婚。黄娇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厂，在敏辞职的同一天也离开了，她在东莞另一个厂里找到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敏以前工厂的上司也回东莞了。他从北京回来，在一家台湾插座厂上班，但是敏拒绝和他见面。以前那个厂的工人说，他对敏有兴趣。敏回想他之前发来的短信——你的大哥想你了——判断的确是这么回事。终究，这个唯一对她表示过善意的大人还是无法得到信任。

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她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她的活儿。她的新上司，和以前那个一样，缺乏安全感，等级观念很强。敏发现许多中国男人都有这个缺点。敏没有凡事都向他汇报，他就很不高兴。敏和保安关系好，他也会不高兴。而他的反应就是面试敏这个职位的新候选人——同事，对手——而不告诉她。她是从办公室前台那里听到的。

2004年8月，来这里两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一个之前的同事进了深圳的一家厂，请敏跟他一起过去工作，她决定去。她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她的门。小偷拿走了九百块钱和她的手机，这是她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和已经回老家的男朋友。

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如果没有电话，和朋友保持联系或是找个新工作都几乎不可能。工厂间往来的信件经常遗失，往工人宿舍打电话——可能是一百多人共用一个走道里的电话——非常困难。在工厂里，办公室的电话通常会被设定成无法拨打外线电话，或者接通几分钟后自动断掉。无论如何，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很快就过时了。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磁北，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