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明的冲突文化信仰犯罪（第17/20页）

美国凯斯维斯顿法医精神病学中心主任菲利普·雷斯尼克博士曾经对155个父母杀害自己子女（主要是母亲实施杀人行为）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多角度综合性的分析。作为父母杀死子女研究方面的头号专家，他从犯罪的动机分析出发，总结出母亲杀人者的5种动机，它们分别是：

（1）利他杀人（altruistic filicide），出于这种动机的杀人者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而选择杀死他们；

（2）精神病杀人（acutely psychotic filicide），杀人者在幻觉和妄想中将自己的孩子杀死；

（3）遗弃杀人（unwanted child filicide），杀人者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应该出生，或者孩子的存在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4）失手误杀（accidental filicide），父母本不想杀死自己的孩子，但在打孩子或者虐待孩子的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分寸，失手将孩子杀死；

（5）配偶复仇杀人（spouse revenge filicide），夫妻的一方由于对另一方心存不满或为了惩罚对方，选择杀死两人的孩子来对另一方进行报复。

在凯西杀女案中，虽然凯西最终被宣判杀人罪不成立，但她在明知女儿失踪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与好友夜夜狂欢，没有及时报案，还向父母和警察撒谎，试图隐瞒事实真相，这些行为都是其无法否认的。凯西平时常向好友抱怨自己的女儿不好，极有可能是因为女儿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交际，所以想将自己的女儿杀害，从此过上悠闲快乐的生活，这一条符合母亲杀人者中遗弃杀人的动机。

值得欣慰的是，终局裁决并不意味着本案的彻底结束。为了不重蹈覆辙，美国已经有超过12个州酝酿立法，要重罚那些小孩失踪却不及时报案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凯西杀女案还引发了美国各界对于陪审制度的深刻反思。人们提出，左右陪审团判断的往往不是犯罪事实，而是其他一些和事实无关的因素。阿什顿检察官至今仍不能坦然接受判决结果：“既然法律赋予陪审团权力，他们却做出了凯西无罪的裁判，我们就必须寻找特定的理由来接受它、消化它。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将心中的愤怒化作其他积极的举措。”

这起案件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司法制度与道德舆论之间的关系。司法制度是如同铁律一般的存在，而所谓的社会舆论又总是代表着社会公众的道德情感与价值判断。于是，更为常见的社会现实是，法律是一回事，道德又是另一回事；而一个道德上的坏蛋，并不必然成为法律上的罪犯。诚然，法律是维护社会道德的重要手段，但最终的法律判决往往依据的是客观证据和事实，而不是大众的主观道德与判断，更不能凭借情感上的想象和推理去最终宣判。

可见，美国法律有着独立的运作逻辑、制度和原则，其对于“趋善”“求真”的追求，不仅基于现行的宪法制度，更实打实地落在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与原则上。一旦与其相互违背，那么判决的标准就是“宁可错放三千，也不冤枉一个”。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具体制度和原则的存在，才保障了法院判决不会过多地受到社会舆论的干扰。

当然，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这种法律对道德的长期漠视也令所有涉案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是嫌疑人凯西与自己的生身父母完全决裂，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媒体与社会公众的源源不断的道德指责和怨恨，甚至还收到了死亡威胁；其次，涉及本案的一些陪审员也备受牵连，承受着来自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的孤立、指责和威胁谩骂，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就这一场诉讼而言，似乎除了司法制度之外，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甚至可以说，其他的都成了完败者。这不禁令我们对法律本身日益变得贫乏与空虚而产生深深的忧虑。

黑人马丁被枪杀案：法律与民意的较量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道德标准对此做出判断。在美国，时常会有一些民众认为是坏人的罪犯在庭审当中被无罪释放，所以人们会强烈抗议审判的结果。但人们从来不会因此而蔑视法律，因为他们知道，法律如果想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就必须能够明确地证明这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凭借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感觉他做了什么。

2013年7月13日，经过陪审团漫长的讨论，佛罗里达州法庭就黑人青年马丁被枪杀一案做出了最终判决，被告齐默尔曼被无罪释放。这是一起比当年的总统大选更加引人瞩目的案件，审判的结果一经发布，全美超过一百个城市中掀起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活动。很多人对审判结果不满意，他们试图通过请愿的方式让司法部长开始民权调查，但没有人借此去攻击美国的司法体系，也没有人去“人肉”陪审团成员，更没有某些大V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堂而皇之地挑战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因为他们都知道敬畏法律，毕竟法律讲的是证据，而不是个人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