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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

半轮月亮升上夜空，星星也出来了。风已经停息，地面上一层银色的雾漫过了黑魆魆的欧石南丛。我们还站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个人投降。我都快站着睡着了，这时我听到本的线轮格格地响起来，看到浮子和空空如也的钓线升出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没动，也没说话。我让他收起鱼线，固定好鱼钩。让他朝着我转过身来，因为他如果想从我身旁走下码头，就必须转向我这边。

我们面对面站在月光下。本低着头，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脚，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向上移到我的脸上，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僵硬的面容还是很僵硬。如果说他脸上流露出了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愤怒。

“好啊，”他说，“‘第三名刺客’上场了。”

这一回我们俩谁都没笑。

她肯定是觉察到我们在往回走，自己就先行离开。我听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在放音乐。来到大厅，本朝楼梯走去，但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说，“告诉我最合适了。我是擅自离队到这儿来的。你一定得告诉我情报网出了什么事。”

过了大厅有一个长长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上有百叶帘，沙发上盖着更多的防尘布单。屋里很冷，不过本还穿着夹克，我也穿着厚大衣。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来。我有种直觉，比这再亮一点的光线都会让他心神不定。音乐听起来离我们不是很远。我觉得像是格里格54的曲子，但并不确定。本说话时既没有悔恨之情，也不是为了宣泄。他已经向自己忏悔得够多了，整日整夜，这我知道。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在讲述灾难的人，心里明知没亲历其事的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音乐始终响着，在为他伴奏。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已经放弃了，不愿再与命运抗争。也许他对自己的愧疚感有点厌倦了。他说得简短而又生硬。我觉得他是希望我快点离开。

“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