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变白的军人（第7/8页）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他惊讶地问道，‘不要动！我看得出你身体很虚弱，你肩上的伤也需要治疗。我就是个医生，我这就找人帮你包扎。但是，小伙子！这里的危险一点不亚于战场。你所在的地方是麻风病院，你昨晚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了一夜。’

“吉米，你应该能想到后来的事了。看来，因为战火临近，头天晚上这些病人就被疏散了。第二天，因为英军前来，他们再次被医务总监送回了医院。他说，虽然他很相信自己的免疫力，但他也从未敢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我被他放在一间私人病房中，细心地照顾，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总医院。你瞧，我的悲剧就是这样。我祈祷能侥幸，可在我回到家后，我的脸上开始出现这些可怕的症状，我终于还是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我能如何做呢？我就在这座平静的房子里住。我们的两个仆人也值得信任，这个地方总算能居住。肯特先生是位外科医生，他发誓绝不泄密，而且愿意和我一起住。这样的处理令我很是欣慰。而别的路却是十分可怕的：终身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关在一起，永远没有释放之期。但前提就是绝对的保密，要不然这里虽是穷乡僻壤也会让群众一片哗然，被扭送到麻风病院是早晚的事。吉米，我不想告诉你。可今天我父亲却让步了，我很难理解。”

于是上校对我指了指。

“这位先生让我不得不让步，”说完他就把我递给他的纸条打开，上面有“麻风”二字。“他显然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那只有全告诉他才能更安全。”

“确实是这样，”我说道，“而且这样做并非全无好处。显然只有肯特先生一人曾诊视过病人。请原谅，我想知道先生是这种病的专业医生吗？因为，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种热带病或者亚热带病。”

“一个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罢了。”他说着板起了面孔。

“先生，我对你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我认为会诊意见对这一病例更有价值。在我看来，你不愿意会诊是因为害怕在压力下交出病人。”

“确实如此。”上校说。

“我对这一点曾有预料，”我解释道，“今天我还把一个朋友带来了，他的谨慎绝对可信。以前我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这次是作为一个朋友而并非作为专家来给些意见。他就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我的话刚说出口，一种惊喜之情就在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来，就如同一个新提升的下级军官马上会见到首相一般。

“我为此深感骄傲。”他小声说道。

“那我这就把詹姆斯爵士请进来。现在他就在门外的马车里等着。而我们，上校，我想咱们还是去你的书房吧，容我来解释一下。”

每到这种关键时刻才显出我的华生是多么重要。他总能运用他恰当的提问和许多惊叹词来适当夸张我侦查的艺术，将我那种本是某种系统常识的侦查技术夸大成魔术。现在我亲自来讲，就要乏味得多。我只能如实叙述，这就如同那天我在上校的书房里对着另外几个听众讲的一般，那里面也包括戈弗雷的母亲。

“我的方法，”我讲道，“其实源自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能把所有不可靠的结论统统排除掉，最后剩下的，无论多么奇怪，都是最终的事实。倘若剩下的有几种解释，那么就应该一再对这些解释加以证实，一直到最后只得到一种证据足够证明的解释。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理一下我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最开始，我想到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何这位先生会被隔离或者禁锢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中。他既可能因为犯罪而逃避，或者是因为精神问题但不愿住进疯人院，最后就是由于害有某种疾病而只能隔离。我无法想出别的解释。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几个结论进行对比和甄别。

“首先犯罪的解释很难成立。我在本地区并未发现还没破案的犯罪报告。倘若是还没有暴露出来的犯罪，从家族利益来讲还不如把他弄走或者把他送到国外去，而不该藏在家里。我真的看不出这个解释有任何可能成立的地方。

“其次，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小屋里存在的第二个人就是看守者。他走出房间会把门锁上，这就让这个假设更像事实，他是被强行禁闭的。但可以想见，这种强制并不很严，要不然这个青年怎么可能会跑出来去看他的朋友呢？多德先生，你对我曾经搜查论据，曾询问你肯特先生到底读的是什么报纸有印象吗？倘若得知是《柳叶刀》或者《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要是有医生陪同，只要上报当局就能合法地把疯人留在家中。但这完全不需要如此拼命保密，所以精神失常的设想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