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16/35页）

我走进电影放映室里，在出纳台付了两法郎半的钱，一位剪短发的棕色女引座员照着手电筒，带我到头几排的座位上，但我更喜欢坐在大厅的深处。银幕上接连出现新闻影像，播音员用一种刺耳的声音讲解。二十五年来，我听惯了这种声音。去年在波拿巴电影院里放映一场过时的剪辑影片，我也听到这种声音。

我把手提箱放在右边的座位上。在我前面，我数了数，稀稀拉拉共有七个人影，仅仅七个观众！厅里飘浮一种臭氧的温热的气味。当你走近地铁的栅栏边也常闻到这股气味。我几乎不太注意本周的时事短片，一刻钟又一刻钟，这些图像又出现在银幕上，毫无时间性，和这种刺耳的声音一样难受。我心里在自忖：播音员是不是安上假器而引起声音不正常。

时事短片第三次在放映，我看了看表，九点半。我前面只剩下两个人影。大概他们都睡着了。引座员坐在加座上，背靠在入口的后墙上。我听见折叠式的加座关叠的声音。她打开手电筒，扫了一下我这一排座位。她引导一位穿制服的年轻人，叫他坐在走道的另一旁。她熄灭了手电筒，两人坐在一起。我无意中听见他们的只言片语。他大概也是乘去勒阿弗尔的火车，两周之后他争取再来巴黎，他将打电话告诉她来巴黎的确切时间。他们坐在我的附近，仅是走道把我们隔开。他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响，仿佛忘记了我在旁，也忘记前面还有两个睡着的观众。过一会儿，他们不语，两人紧靠着身体，拥抱亲吻。银幕上，总是刺耳的声音，喋喋不休的讲解，接二连三的影像：罢工者游行，一位外国政治家来访的车队穿行在巴黎街道上，爆炸……我宁可这些声音完全消失。播音员在讲解未来的灾难时，声调不变，没有流露一点怜悯，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现在引座员骑在她的男伴的膝盖上，她在他的上面一冲一冲地颤动，像弹簧似的上下磨擦，不久她发出呻吟和喘息声，声音覆盖播音员刺耳的声音。

在罗马广场上，我在口袋里找有没有钱，十个法郎。我可以坐出租车，这比乘地铁更快，因为坐地铁我得在歌剧院站换车，得提着这个箱子沿着地道走一段路。

司机正准备把手提箱放在车尾箱里，不过我更愿意随身带箱子。我们沿着歌剧院大街而下，飞驶在码头上。那夜，巴黎冷清静谧，就像一个我将永远离开的城市。到达图纳尔码头。我怕房间的钥匙丢失。还好，就在我的雨衣的口袋里。

我走到总台前，值班人通常待到半夜。我问他有没有人打电话到三号房。他回答说没有。不过，这时才九点五十分。

我登上楼梯，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可能他分不清樊·贝维和我，或者因为旅馆不久就要关门，他不再理进进出出的人。

我让房间的门虚掩着，以便我能听到他喊我接电话。我把手提箱平放在地上，然后躺在雅克丽娜的床上。枕头上留下乙醚的气味，她又吸乙醚吗？以后我会不会总把这种气味和雅克丽娜联系起来？

从十点开始，我心里焦急不安：她会不会来电话？我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她？我经常在想：我认识的人不时会失踪，再也听不到任何消息。我自己也一样，有时与人约会，我不赴约；甚至我和人家走在街上，我趁人不注意，溜之大吉。圣米歇尔广场的一个大门曾帮我的大忙，我一跨过大门，溜进大院里，跑到燕子街。我在黑色的小记事本列了一个表，记下所有前后门相通的大楼……

我听见楼梯口值班人的叫声：三号房有电话。十点十五分了，我已经不相信会来电话。她不辞而别甩开卡多，她现在十七区。她问我有没有带回箱子，叫我把她的衣服放在一个旅行袋里。我还得到利马旅馆拿我的东西，然后到但丁咖啡馆等她。不过，我应该尽快离开图纳尔码头，因为这是卡多可能来的第一个地方。她讲话的声调十分平静，似乎她头脑里事先安排好这一切。我从壁橱里拿出一个旧旅行袋，在袋里塞进两条裤子、一件皮上衣、胸罩、几双红布鞋、卷领羊毛衫，以及盥洗架上的梳洗用具，其中有一瓶乙醚。衣橱里只剩下樊·贝维的衣服。我让灯光亮着，为使值班人以为屋里还有人住，我关上门。樊·贝维几点回来呢？他会到但丁咖啡馆和我们会合吗？她有没有打电话到弗日或迪耶普，同样通知他？

我提着旅行袋和手提箱，跑下楼梯。我没有打开定时路灯，担心引起值班人的注意。他趴在一张报纸上，好像在做填字游戏。我经过时，禁不住望了他一眼。但他没有抬头看我。到了图纳尔码头，我害怕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叫：先生先生……请马上回来……而且，我还预先想象过：卡多的汽车停在我的身边……不过，一到贝尔纳会修士街，我恢复了镇静。我很快登上我的房间，把几件衣服和剩下的几本书塞进雅克丽娜的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