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3/30页）

我对才到达的城市做出如此判断！但是那是我由衷的感受。我们特立尼达的亚洲－印度社区的老人，尤其那些穷困的人，他们永远不会说英语，也不会去习惯其他族裔，只是回望着记忆中越来越辉煌的印度。他们生活在特立尼达岛，也准备在那里入土，但对他们而言那不是该待的地方。这种感情多少传递给了我。我没有向印度看去，我无法这样做；我的抱负让我向前看向外看，看向英国；但到底还是感到一种类似的谬误。在特立尼达岛，每当感到格格不入，我就克制自己，去关注眼前的生活。我童年的背景助长了那种等待和疏远的情绪。

我们生活在特立尼达，生活在因战争和运输困难而不再供应的物资的广告中。（那些美国杂志中克里斯游艇和斯塔特勒宾馆之类的广告属于另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特立尼达很多广告是老派的药品和奎宁水，它们印在镀了一层釉的锡板上，挂在商店作为装饰，和出售的商品不相干，渐渐成为买卖的象征。后来在战时，当一座座简陋的小屋开始在西班牙港东部沼泽地建起，这些镀了釉的锡板广告时不时地被用作建筑材料。

于是，我习惯了在一个标牌失去了意义的世界生活。标牌和我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带着抽象和武断的性质，如我没看过一部法国或者俄国电影却“研究”它们的能力一样，如我所说，这种能力就像是一个人试图仅通过街道示意图来了解一座城市。

特立尼达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在西班牙港殖民百货商店的图书区有一两个书架的战时企鹅平装书（狭窄的页边空白，装订粗糙，书钉在潮湿的气候中迅速生锈，但是纸张的颜色、质地和气味都很好），企鹅丛书的封底有时印着英国商品的广告——巧克力、鞋子、剃须膏，我没有觉得奇怪。这些商品从未在特立尼达出售，当时也没有生产（广告上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些广告先前被制造商投放，为的是在战时保持品牌知名度，希望战争能有好结果。这些广告——其商品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去遥远——我从不觉得它们奇怪。对我而言它们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浪漫，是承诺中的承诺，非常浪漫。

于是，我准备想象我此刻身处的伦敦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个完美世界。我孩提时在特立尼达，把这个世界放在远方，也许就放在伦敦。如今在伦敦，我能够把这个完美的世界置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更早的时代。这种精神或情感上的转变过程是一样的。

地铁站还有老式笨重的自动贩卖机，带有凸起的金属字母。里面已经没有糖果和巧克力，但十多年来没有人把它们拖走。它们像是房子里破损或者废弃的东西，却迟迟没被丢弃。离伯爵府两户远的地方有一片轰炸后的废墟，路上的一块裂口，此处的砾石原本是地下室所在，是房子的餐厅，就像我住的地方一样。这种废墟布满了整座城市。一开始我能看见它们，后来就不再留意了。圣保罗大教堂边上的主祷文街几乎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作为很多出版商在伦敦的地址出现在书的扉页上。

我在伦敦的游荡无知亦无趣。我期待这座伟大的城市扑向我并占有我。我那么渴望身在其中。很快，在一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我变得很孤独。如果不那么孤独，如果过着类似船上的生活，我也许会对伦敦和住所有不同的情感。但是我孤独，没有能力找到在穿越大西洋的五天中所经历的社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为我这样的留学生组织聚会。但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晚上，发现自己和一个百无聊赖的女孩说着说着，就谈起了身体的疼痛。这是让我感到害怕与困扰的话题，随着战争的推进变得更加可怕（这进一步解释了我在各个时期对自己的严厉）。我开始谈论折磨，虽然知道这不对，还是一直谈论下去（这比我在飞往纽约的路途上的行为还要扭曲，先是对波多黎各的黑人，接着是坐在我边上的英国女人）。我羞愧难当，没有再去那个地方。

我只有寄宿处和那些奇怪、混杂而沉默的房客：英国人、流亡的欧洲人、几个英语差劲的亚洲人。如果我当时看过更多当代英文书，寄宿屋的生活也许会对我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我读过的《醉汉广场》①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仅仅十一年前的这里。这样的书总是会把这一区域变得浪漫，吸引来不少人。而我，总需要书中的证据，某种更尖锐的自我感知。

我虽然受过教育，但是阅读量不够。我对伦敦了解多少？学校课本里有一篇查尔斯·兰姆的随笔，讲的是去剧院的事。另一本教材里有两三个关于筑堤的妙句，来自《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②。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只是个名字而已；萨默塞特·毛姆和伊夫林·沃之类的作家无法在我的脑海中创造画面，因为他们假定读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我了解的伦敦或是想象的伦敦来自狄更斯。狄更斯和他的插画师给了我有关这个城市的幻觉。因此不知情的我，像我即将听说（并为此惊奇）的那些俄罗斯人一样，仍然相信狄更斯的那个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