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第9/15页）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 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遗体做了肥料，滋养他们修剪整齐的常青灌木与柏树的茂盛园林，阵亡者的寡妇的眼泪汇入他们的人造溪，在意大利阳光中欣欣流淌。野蛮人在北方等待。

野蛮人在等待。五年前，日耳曼边陲莱茵河上段区域出了一场灾难，罗马尚未从中复原；它也许是罗马命运的预兆。

从黑海北部海滨至日耳曼洋的南岸，从默西亚至比利时，一千多里的地带没有天然屏障可将日耳曼各部落拒于意大利的门庭之外。他们无法被打败，他们也无法被劝服而罢手于抢掠和谋杀。我的舅公未能做到，我掌权这些年也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巩固边防，立即保护起罗马的北方行省，最终也就是对罗马本身施以保护。这条防线最棘手的部分在于莱茵河以下的西北地区，因为它保护的是特别富庶肥沃的土地。于是，从总共二十五个军团凡十五万士兵之中，我将五个由最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军团派往那蕞尔之地。他们的统领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他曾经是胜任的阿非利加资深执政官与叙利亚总督。

我对那场灾难大概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我禁不住劝说，将日耳曼帅印交给了瓦卢斯。他是我妻子的远房亲戚，从前也替提比略做过些事。那是我人生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而对一个我不知底细的人授以那样的大权，也是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

瓦卢斯到了那北方行省简陋原始的边疆上，仍然想象自己可以生活在叙利亚般的豪华舒适里；他对军中士卒依旧不闻不问，却开始信赖那些精于逢迎的日耳曼外省人，让他们张罗出一种与他在叙利亚习惯的声色享受差可比拟的生活。这些奴才里最主要的一个是切鲁西人阿米尼乌斯，他曾服役于罗马军队，受赏获得公民权。阿米尼乌斯虽是蛮族出身，却能说流利拉丁语，他博取了瓦卢斯的信任，企图进一步实现他本人对分散的日耳曼各族的权力野心；当他摸清瓦卢斯的轻信与虚荣，便给他虚假的情报，说远处两支部落考契人与布鲁克特里人起兵叛变，正向南方横扫而来，危及行省边界的安全。狂傲鲁莽的瓦卢斯罔顾他人劝告，抽调夏季扎营于威悉河畔的三个军团，朝北边进军。阿米尼乌斯早有精心的策划；正当瓦卢斯带领军团穿越森林与沼泽向莱姆戈行来，按照阿米尼乌斯的预告而准备就绪的蛮夷部落冲向了疲惫的军团。突然袭击令我军措手不及，无法维持有序的抵抗，密林与雨水与沼地也使他们晕头转向，终于全军覆没。三日之内，一万五千名士兵被杀或被俘；有的俘虏遭蛮人活埋，有的被钉上刑架，还有的被蛮族祭司奉献给北方诸神，随即被斩首，首级搁在圣林的树上。仅有不足一百名士兵从袭击中逃脱，他们报告了灾难的经过。瓦卢斯或是被杀，或是自裁而亡，说法不一。无论如何，有个名唤马若波杜乌斯的部落酋长将他的首级交还到罗马给我，这是出于惶恐的虔敬抑或狂喜的讥讽，我不得而知。我将瓦卢斯可怜的遗骸体面地收葬，倒不尽是为了他的灵魂能够安息，更是为了那些由于他的权威而陷于灾难的士兵。野蛮人依然在北方等待。

在莱茵河获胜后，阿米尼乌斯没有乘势追击的聪明；在北方他已经势不可当——从莱茵河河口几乎到它跟易北河交汇处——却仅仅满足于抢劫四邻。次年，我让提比略统领日耳曼各军，因为当初是他说服我任命瓦卢斯的。他自知对灾难有责任，也清楚他的前途取决于能否平定日耳曼人，让战乱的北方诸省恢复秩序。他成功做到，大半是由于仰赖了久经行伍的百夫长与军团保民官的经验，而非自行谋划的缘故。因此现在，北方有了一种不安的和平，只是阿米尼乌斯未被收服，仍在他扰乱过的边界之外的某处荒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