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第8/20页）

我想每一位历史学家，在他动手去记录某一个时期的事件而想要诚心地加以描绘的时候，都会受到类似的影响。事件的中心在哪里？这些事件所环绕并使事件连贯的共同观点在哪里？为了让诸如连贯、因果关系之类的东西，让某种意义得以产生，并可以以某种方式加以叙述，历史学家就必须发明一些单位——一名英雄，一个国家，一种观念——而且他必须使实际发生在无名人物身上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杜撰的单位上头。

要连贯地叙述一些已经实际发生并且获得证实的事件倘若是这么困难，我的情形就要更困难得多了，因为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一加以缜密的考虑，就变得很有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溜跑而瓦解，就好像我们的团体——世界上最坚强的——能够瓦解一般。没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点，可以让轮子来回转。

我们的东方之旅和我们的盟会——我们团体的基础——一直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物，的确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跟它相比，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就显得微不足道。而现在我想要抓紧和描写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每一件事情就只不过是一团曾经反映在某件东西上头的支离破碎的图片。这件东西就是我，而这个自我——这面镜子——只要我对它凝视，就证明只不过是一面镜片的最上面的外层而已。我收起笔来，衷心希望明天或改天继续下去，或不如重新开始，但是在我的打算和希望的背后，在我想要叙述我们的故事的惊人的冲劲后面，总是有一种可怕的疑惑。这是在莫比欧山谷寻找里欧时所产生的疑惑。这个疑惑不只是问这个问题：“你的故事能够加以叙述吗？”它也问这个问题：“这件事真的有可能体验过吗？”我们想到参加世界大战的人的例子。虽然他们绝不缺乏事实和经过证明的故事，但有时候也必定怀有同样的疑惑。

三

自从我写了前面那些文字以后，我一再地考虑我的计划，设法找出一条脱离困难的路子，但我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仍然遭遇到混乱。但我发誓过不屈服，而在我发这个誓的当儿，有一个快乐的回忆，像一线阳光似的，掠过我的心头。我觉得，这跟我们开始远征的时候，我所感觉到的类似——十分的类似。当时我们也在从事显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我们显然也是在黑暗中旅行，不知道我们的方向，连最渺小的前途也没有。然而，在我们的心中，有某件比真实或可能性更坚强的东西，那就是对于我们的行动的意义和必要，所具有的信念。回想到这个情感，我就战栗，而在这幸福的战栗的当儿，每件事情都变得清晰，每件事情仿佛又可能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决心运用我的意志。纵使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这篇困难的故事十次、一百次，而总是走到同一条死巷，我也愿意重新开始一百次。如果我无法再把这些图片集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我就要尽可能忠实地提出每一个断片。而就现在仍然可能的，我要留意到我们的伟大时期的第一原则，永远不依赖理智，也不让自己为理智所挫败，永远要知道：信心比所谓真实更强。

同时，我的确做了一次衷心的尝试，以切合实际和通情达理的方式，来接近我的目标。我去探望一位住在木镇，担任报馆编辑的年轻时代的朋友。他叫路卡斯。他参加过世界大战，而且出版了一本销路很广的有关大战的书。路卡斯亲切地接待我。他显然高兴看到一位从前的同窗。我跟他长谈了两次。

我设法使他了解我的处境。我蔑视一切的回避。我坦白告诉他：我曾经参加他一定也听说过的那项伟大的事业——所谓“东方之旅”，或是盟会的远征，或不管当时大家怎么称呼。啊，是的，他嘲讽地微笑，他当然记得。在他的朋友圈子里，这个奇异的插曲多半被叫做——也许有点儿不恭敬——“孩子们的十字军”。这项运动在他的圈子里并不十分受到重视。它的确曾被拿来跟某种通神运动或兄弟会相比。尽管如此，他们对这项事业的间歇性成功还是感到很惊讶。他们相当尊敬地读到穿过上斯华比亚的勇敢旅行，读到在布连加登的胜利、台新山村的降服，而且有时候感到诧异：这项运动是否愿意为共和政府服务。后来，的确这件事情显然是销声匿迹了。以前的领袖有几位离开了这项运动；的确，在某一方面，他们似乎以此为耻而不再想去记住它。关于它的消息传布得很少，而且总是矛盾得出奇，因此这整个事情，跟战后那几年这么多的古怪的政治、宗教和艺术的运动一样，只被当做记录而束之高阁，为人所遗忘了。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先知崛起，有这么多怀着救世希望的秘密结社出现，然后又消失不见，不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