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11/78页）

然而，在汉斯·卡斯托普遵命离群独处行将结束之时，天气又变了。入夜都多雾而又寒冷，山谷整个笼罩在湿乎乎的风雪里，室内则充满暖气干燥的气息。白天依然如此，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在大夫们早上查房时提醒贝伦斯顾问，到今天他已躺满三个礼拜，请允许他下床吧。

“真见鬼，您已经到时候啦？”贝伦斯说，“让我瞧瞧；真的哩，到了。上帝啊，人怎么会不老呢？这期间您的情况变化不大吧。什么，昨天是正常的？是吗，在六点钟下午测体温之前。喏，卡斯托普，那我也不想说什么，同意打发您返回人类社会就是了。下床去走走呗，伙计！当然是在许可的范围和强度里。过几天给您做透视。请预先记住！”说毕用自己肥硕的大拇指按了按汉斯·卡斯托普的肩头，然后就朝外边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走去，一双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睛紧紧盯着他那苍白的助手……汉斯·卡斯托普离开了“单马栏”。

身裹竖起高领的大衣，脚穿橡胶雨鞋，他第一次陪着表哥走了个来回，一直去到了水槽边的长凳旁；途中，他忍不住提问道，如果他不主动指出已经到期，宫廷顾问大概还会让他躺多久。约阿希姆呢，目光迷茫，张着嘴，像是无望地想叹一声“唉”，冲着空中做了一个“天晓得喽”的手势。

“我的天，我看见啦！”

一个星期过去了，汉斯·卡斯托普终于被封·米伦冬克护士长叫到了透视室里。她可不好催啊。“山庄”疗养院里大家都忙，显然喽，大夫和员工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最近几天又到了新的疗养客：两位鬈发浓密的俄国大学生，穿着扣得严严实实的黑上装，一点儿不漏出内衣白花花的痕迹；一对荷兰夫妇，座位安排在了塞特姆布里尼那一席；一个墨西哥驼背儿，频频地以呼吸急促的哮喘让同桌的人饱受惊吓。他用铁爪一般的长手抓住他的邻座，不管是男是女，抓的牢得就像两把铁扳钳，吓得人家拼命挣扎、呼救。简单讲，餐厅差不多已经满座，尽管冬天的疗养旺季要到十月才开始。汉斯·卡斯托普呢，他的难处在于病的等级几乎不可能使他有要求得到重视的权利。例如施托尔太太尽管又蠢又没教养，病却无疑比他重得多，更别提布鲁门科尔博士啦。要想对待汉斯·卡斯托普没有一些个保留，那就得完全缺少等级观念和处事的分寸——而这样的观念和分寸，又正是院里特有的精神财富。轻病号不算一回事，他时常从交谈中听出来。人们不屑地谈到他们，按照此间奉行的尺度，他们受到藐视，藐视他们的不只是病重些和病很重的人，而且还有自己的病同样“轻微”的人：后者甘愿服从山上的尺度并明确地表现出自我藐视，以此维持他们视为更有价值的自尊。人啊生性如此。“嗨，这家伙！”他们相互在背后说，“这家伙一点儿病没有，根本没资格呆在这里。连个空洞都没得……”这就是精神啊；这种精神，它就是某种具有意义的贵族气派，汉斯·卡斯托普呢生来尊重一切形式的法规和秩序，所以也欢迎这种精神。常言道，入乡随俗。外来者如果取消本地居民的风尚习俗和价值观，那就表现出缺少教养，何况为人敬重的品德既可这样也可那样。即使对于约阿希姆本人，汉斯·卡斯托普也怀着某种尊敬和爱惜之情——并非因为这位资格比较老，是他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向导和依靠——倒恰恰因为他无疑是个“病更重的人”。既然总的形势如此，便不难理解人们干吗喜欢在自己病情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夸大事实，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好挤进“贵族”的行列。汉斯·卡斯托普也一样，席间有谁问到他的病况，他便来个添枝加叶，而且禁不住沾沾自喜，如果别人用食指指点着警告他，把他当作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不过他尽管添油加醋，说实在的仍旧身份微贱，忍耐和收敛显然最适合他的行为举止准则。

他又恢复了前三周在约阿希姆身边已经过惯了的生活方式；它不紧不慢，井井有条，从第一天开始就顺溜得像穿在绳子上往下滑一样，似乎从来未曾中断。事实上那中断也形同乌有，这他第一次在进餐时重新露面就清楚地感到了。虽说约阿希姆挺看重这类事件的里程碑意义，细心地让人在这位归来者的座位前装饰了几朵鲜花，但是桌友们的欢迎并不怎么隆重热烈，与以前不是三周而是三个钟头的别后重逢没多少区别。原因不在他们把这个单纯而殷勤的小年轻不当回事，也并非这些人过分关心自己，关心自己有趣的身体，而由于根本不曾意识到这段间隔时间。而在这一点上，汉斯·卡斯托普也毫无困难地追赶上了他们；要知道，他一如往常地坐在自己桌子挡头的位子上，在女教师和罗宾逊小姐之间，仿佛昨天还最后一次在这里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