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情（第12/16页）

如果沃利也这么下的话，他想，简一定不会指望他来了。这是长时间以来他最后一次想起她。

“费尔利太太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这么说道，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管理员用颤抖不已、害羞而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你做了—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连绵的雨声让他得以免于回答。他发现，转身看她变得容易起来了。窗户被雨水冲刷后，她的侧影绰约朦胧，表情平静而无所顾虑。或许只是他这么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对方眼中价值几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点，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种。

要描述她给他的感觉，难度不亚于描述一种气味。像电线短路后的气味。像烧焦的麦粒。不，像一只苦味的橘子。我放弃了。

他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这般情境，全因冲动而来，但又似乎并非全无准备。未及思量他便说道：“但愿—”

他说得太轻，她没听到。

他大点声说道：“但愿我们能结婚。”

她看着他。她大笑起来，但不至失态。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突然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问。

“我想—再不会和他见面了。”

阿瑟说：“你想错了。”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8]

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

运，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人们说那是为了“援战运动”。50年代中期，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她不该再开车了。

大夫，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脉搏容易波动。这么看来，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但她没多说什么，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

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闲着，就读了下去。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据报纸介绍，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路易莎就闻所未闻。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他们终老于此，落葬于此，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工会理事会、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

称“殉道者”有些夸张了，路易莎想到。说到底，他们未被处决。

仪式预定三点举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杰克）·阿格纽先生，他是工会发言人，来自多伦多。

路易莎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两点一刻。回卡斯泰尔斯的巴士要六点才开。她已经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货商店的顶层喝茶吃点心，再去给朋友买一份结婚礼物，还能匀出时间的话就去看下午场电影。维多利亚公园位于诊所和辛普森之间，她决定抄个近路。天气炎热，树荫下则凉爽宜人。她一眼就能看到摆放好的座位，悬挂黄色帷幕的小讲台，一边竖立着加拿大国旗，另一边路易莎觉得应该是工会会旗。人群聚集起来，她察觉到自己移了移位置，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有一部分是老人，穿着素朴而优雅，暑热中一些女人还戴着方头巾，欧洲人。还有一些来自工厂 ，男员工身着干净的短袖衬衣，女员工穿着新洗的罩衫和便裤，已经拆出褶缝放大过。有些女性一定是从家里直接过来的，她们穿着夏装和凉鞋，还要留神跑东跑西的孩子们。路易莎心想，她们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她的穿着风格—时尚，一如既往，米色柞蚕丝上衣和绯红色丝质苏格兰便帽—但她注意到，就在刚才，有一位穿着较她更为雅致的妇人，她穿绿色的丝绸上衣，黑发紧挽在脑后，用一条绿色、金色相间的头巾扎着。她大约四十岁，面容憔悴，但很美丽。她很快走近路易莎，微笑着，指给她一把椅子，递过一张蜡纸油印单。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她想看看在讲台边说话的几位男士。发言者就在他们中间吗？

名字上的巧合谈不上多有趣。名和姓都不算罕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下，究竟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是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她这种感觉无故而来，当它袭来时，所谓无故也无济于事。现在要做的是起身离开，趁更多人还没围坐过来。